“2020金融文字節——銀行數字化創新主題征文大賽”由中國電子銀行網（微信公眾號：cfca-cebnet）、未央網聯合主辦，和訊網作為戰略合作媒體，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作為學術支持，以下為參賽者投稿。

作者：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  謝凱 秦芳

一、引言

中小微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在穩定增長、擴大就業、促進創新、繁榮市場、維護社會和諧與滿足居民需求等方面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它們貢獻了90%以上的市場主體，80％以上的就業機會，70％以上的發明和專利，超過60％的GDP和50％以上的稅收。

隨著2014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的提出，小微企業作為創業和創新活動的主體，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截至2018年末，全國已有2800萬法人小微企業和6500萬個體工商戶，規模龐大的小微企業是當前及未來我國經濟創新和發展的新動能，對激發市場活力和釋放發展潛能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小微企業的健康成長已成為我國2020年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重要影響因素，也是保持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要求之一。

然而，小微企業的發展仍然面臨著許多困難。微眾銀行報告（2019）顯示，行業競爭激烈、原材料和用工成本上漲、利潤低薄和資金短缺等構成小微企業經營的主要困難。這些難以在短期內解決的經營困境，造成了小微企業的高死亡率，據統計，小微企業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三年，而美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為8年左右，日本為12年。

《全球創業觀察報告（2018-2019）》也指出，我國18-64歲成年人中擁有成熟企業（創立超過42個月）的比重僅為3.2%，低于8.6%的平均水平。此外，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和中國小微企業調查（CMES）的數據，甘犁等（2019）發現小微企業的死亡率從2013-2015年的33.42%上升到2015-2017年的40.56%[1]。大量的小微企業止步于初創期，無法繼續成長為中型企業，在發展經濟學中，這被叫做“Missing Middle”，即“消失的中型企業”現象[2]。如何有效促進小微企業成長，提高小微企業平均壽命，已成為政府政策制定和學術研究關注的焦點問題。

近年來，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運用和普及，依托云計算、大數據和物聯網等創新技術，互聯網與實體產業相融合，數字金融在我國迅速發展，省級指數中位值從2011年的33.6增長到2018年的294.3，年均增長36.4%。數字金融泛指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公司利用數字技術實現融資、支付、投資和其他新型金融業務模式，相比于互聯網金融和金融科技等其他相似概念，數字金融更加中性，所覆蓋的面更加廣泛[3]，具有交易成本低，服務范圍廣的特點[4]。就目前來看，數字金融所展示的最大優勢是支持普惠金融的發展[5]，通過解決普惠金融內生的商業可持續性的問題，進一步扶持小微企業和弱勢群體。

數字技術和普惠金融的結合為解決小微企業的生存和成長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首先，數字普惠金融可以依托科技平臺，對社交媒體、網購平臺和日常經營流水等大數據進行分析，完成個人和企業信用評估[6]，從而實現快速精準的放貸，如憑借移動支付使用所產生的信用積分，創業者就可以獲得螞蟻借唄、微粒貸等提供的小額借貸服務[7]，從而解決小微企業因缺乏財務數據和抵押品而被傳統金融體系排斥的問題。其次，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互聯網和移動終端設備的使用，發揮信息傳遞和社會交互的作用，以幫助創業者和小微企業主更好地發掘商機，擴展生意合作和社會聯系[8]。再次，數字金融使得網絡實時交易成為可能，這為線上經營形式如外賣和電商等業務開展創造了條件，從而幫助小微企業擴大市場范圍，增加營收渠道。最后，緩解資金約束和提升信息獲取同樣是促進小微企業增加創新活動的重要手段[9]，技術和體制層面的創新有助于小微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和管理效率，從而提升經營績效[7]。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使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和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研究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小微企業存活和成長的影響?；贗V-Heckman模型的實證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顯著提升小微企業的存活概率和成長性得分；就傳導機制而言，數字普惠金融對小微企業成長性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信息、社交渠道和經營渠道來實現的，同時數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能夠顯著緩解小微企業的正規融資約束，改善其經營狀況，并且促進小微企業的“熟練型”創新活動；異質性分析表明，對于年齡偏大、學歷較低的企業主和物質、社會資本較少的創業家庭而言，數字普惠金融更能給他們的小微企業“雪中送炭”，幫助其成長；但同時，數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和發展，也對創業者金融素養和地區傳統金融基礎以及數字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基礎

創業活動可以通過創新、技術進步和創造就業等方式促進經濟增長[10-12]。國內外學者就影響創業的因素進行了多方面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微觀個體、中觀空間和宏觀制度等[13-16]。但這些研究更多關注個體創業決策的影響因素，而缺乏對創業效果的探討。一般創業文獻研究的因變量是創業活動的產生而非成功，我們的結果無法說明這些創業活動是否獲得了成功并促進了經濟的發展[17]。小微企業是創業活動的主要載體，小微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關系著創業活動的成敗與績效。

小微企業的創立、生存和成長同樣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已有研究從企業主人格特征[18]、教育水平[19]、以往工作經歷[20]和金融知識水平[21-22]，家庭社會網絡和資源獲取[23-24]，企業創新文化[25]和員工流動[26]，互聯網使用[27]、金融發展[28]、政府服務和稅費政策[1,29]等方面進行了探討。在眾多影響因素中，金融排斥是小微企業發展面臨的主要障礙。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機構競爭不足、金融市場不完善以及金融管制引發的信貸資金配置低效、扭曲的問題仍然存在，中小微企業很難獲得合意的金融服務[30]。經典文獻認為，信貸約束會對創業活動產生負向影響[31-33]，而金融發展可以通過合理有效地分配資源、緩解創業者的流動性約束和企業融資約束來促進創業開展和企業成長[34-35]。

為了消除金融排斥，推進金融包容，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亦譯為包容性金融）的概念在“2005年國際小額信貸年”被正式提出，它被聯合國定義為能有效、全方位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36]。普惠金融建設是一個不斷演進深化的過程，一般從地理滲透性、金融服務可得性以及產品使用性等維度來衡量[37-39]。在我國，普惠金融最初的基本形態是小額信貸和微型金融，經過多年發展，已基本涵蓋了儲蓄、支付、保險、理財和信貸等金融產品和服務[40]。但普惠金融的難點主要在于，小微企業尤其是個體工商戶往往分布散、規模小、硬信息少、抵押資產缺乏，傳統金融機構服務小微群體的最大障礙是獲客成本高、風險控制難[3]；尤其因為缺乏完整財務信息和不良貸款率高，小微企業很難達到傳統金融機構信用評估的門檻。對此，有兩種根本性的解決方案，一是滿足傳統金融機構信用評估的要求，二是金融機構通過創新來更好地評估本不能獲得貸款的小微企業信用狀況[5]。

近幾年來，依賴于大數據和云計算等創新技術的數字金融，為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拓展其服務范圍和觸達能力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5,41]。通過互聯網科技與金融行業的結合，以信息技術為支撐的數字金融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4]，王馨（2015）也根據長尾理論分析了數字金融解決小微企業融資的可行性，指出數字金融減輕了信貸配給程度，促進了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42]。新型的數字金融模式為促進創業活動，解決小微企業融資約束問題提供了新的機遇。例如，移動支付使得貨幣電子化，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同時普及了金融服務，同時也促生了電子商務、線上線下結合（O2O）等眾多新的創業機會[7,17]；P2P網絡借貸可以通過互聯網聯結資金需求方和供給方，大大縮小線下的搜尋和匹配成本[17]；網絡眾籌模式則可以將創業項目在線上向投資人發布，從而快速廣泛地獲得資金支持[43]；電商供應鏈金融則通過企業經營產生的數據，彌補了中小企業信用不足的問題，提高了它們獲得貸款的可能[17]。

到目前為止，數字金融所展示的最大的優勢是支持普惠金融的發展[3]，從這個意義上講，數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與金融科技的結合，它對于受到正規金融機構排斥的小微企業具有更大的邊際效應。我們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可能從以下幾方面對小微企業成長產生促進作用。

第一，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有效緩解小微企業受到的傳統金融機構融資約束，從而促進其成長發展。與傳統金融機構側重收入、學歷、財務報表等硬信息不同，數字普惠金融更傾向利用貸款人積累在互聯網的海量數據等軟信息，用大數據分析方法構建小微企業的信用評估模型[44-46]。這種基于大數據的風險評估為降低評估成本提供可能，可以較為精準地放貸，有助于小微企業獲得融資[41,47]，幫助小微企業跨越資金約束的創業門檻[48]和發展限制，從而促進創業活動的開展和經營能力的提升，如Huang and Wang（2018）發現螞蟻金服的網商小貸產品能夠顯著提升商戶服務水平，并幫助其更有效地應對財務和經營沖擊[49]。

第二，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利用其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優勢，提升小微企業主信息獲取和社會交互能力，從而利于小微企業經營和成長?；ヂ摼W等數字化平臺是交流溝通的有效媒介和信息傳播的有效渠道[50]，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互聯網絡的平臺，以及理財、支付和信貸等具體業務的開展，發揮信息傳遞和社會交互的作用，這可以幫助創業者和小微企業主更好地把握市場動態和政策調整，及時獲取商業和投資信息，擴展生意合作和社會聯系[27]。此外，數字金融的普及還會改善社會信任環境，通過數字支付和理財的使用，創業者利用移動互聯網進行對安全性要求極高的金融資產交易，有助于提升其對社會的信任感[8]，信任感強的創業者與陌生人的弱聯系也較強，利于其創業活動的開展[51]。

第三，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電子支付，讓遠程交易和移動端支付更為便捷，有利于小微企業開展線上業務，降低交易成本，從而促進經營績效提升和成長。金融服務不應限于貸款，還應該包括支付、存款、投資、保險等各個方面[28]，中國的數字金融發展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移動支付[5]，互聯網和移動終端設備的使用，使得消費者與商家在線上完成交易成為可能，改變了商業模式中價值交付的環節，極大地促進了電子商務的發展[52-53]，這能夠降低小微企業的采購成本、擴大其銷售市場[27]。同時，易行健和周利（2018）發現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便利居民支付而促進居民消費，這可以增加日用品商家的營業收入[54]；尹志超等（2019）發現移動支付顯著提高了家庭創業項目的經營績效，并且對創業成本高和受到信貸約束的微型企業促進作用更大[7]。

第四，數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小微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從而提升其競爭能力和成長能力。與創業門檻的問題類似，研發創新活動同樣面臨融資約束并需要外部資金的支持，Holmstr?m（1989）認為，研發創新的整個過程是漫長、隨機和不可預測的，同時伴隨著極高的失敗風險[55]，而金融科技能夠擴大金融服務覆蓋，精準識別企業資金需求，助力創新活動[56]。謝絢麗等（2018）發現數字金融能夠促進創新作為創業的中介渠道[17]，萬佳彧等（2020）和唐松等（2020）研究發現，數字金融發展能夠有效解決企業的“融資貴、融資難”問題，促進企業創新[57]，并且對于金融發展稟賦較差的地區和中小、民營企業，數字金融的創新激勵效應更強[58]，這主要是通過拓寬融資渠道、降低創新融資成本、提高創新融資效率[9]和提高稅收返還的創新效應[56]等途徑實現的。

雖然數字普惠金融在實踐中充分表現出對小微企業、弱勢群體和邊遠地區的普惠性支持，是一種“雪中送炭”的作用效果，但其仍然可能受到傳統金融基礎和數字化、市場化水平的制約。金融知識和互聯網技能是使用數字金融的前提，傳統金融需求越多，金融知識和金融經驗就越豐富，更可能轉向數字金融服務[59]；而普惠金融的發展也提高了小微企業主包括交易媒介使用、風險認知、風險管理等在內的諸多金融能力和技能水平[28]。對于不同地區來說，鄒偉和凌江懷（2018）研究發現，在地區擁有較高經濟發展水平和良好法律制度環境下，發展普惠金融能夠顯著提高小微融資可得性[60]；這可能是因為，在產品市場、要素市場和中介市場發育程度較高的地區，良好的制度環境可以對金融資本扭曲配置行為加以約束[30]?；ヂ摼W技術的應用是從電話普及開始的，固定電話普及率較高的地區也極有可能是數字金融發展較好的地區[61]；在數字化基礎越好，互聯網普及率越高的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往往也發展得越好[9]；這說明，對于金融知識越高的個體，金融和市場化基礎越好、數字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往往體現出“錦上添花”的效應。

綜觀現有文獻可以發現，目前數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對數字普惠金融與創業關系的研究多集中于識別個體創業決策，而對數字普惠金融與企業關系的研究集中在融資約束緩解和創新活動的開展，對創業效果，即小微企業的生存和成長問題關注不足。本文力圖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創新：第一，跳出創業決策視角，關注創業成效，通過構建小微企業成長性指標，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小微企業生存和成長的影響；第二，將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與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CHFS）相結合，從微觀層面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小微企業發展的影響，擴展數字金融對企業影響的研究；第三，進一步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對小微企業成長的中介效應和異質性效應，力圖厘清“雪中送炭”和“錦上添花”效應的不同條件。

三、計量方法與模型

為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小微企業成長的影響，本文采用了以下數據：（1）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該指數由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2）小微企業存活/退出及盈利金額、營業收入等企業特征數據，該數據來自2013-2019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由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3）小微企業主個人、家庭特征數據同樣來自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社區特征數據來自同期進行的中國基層治理調查；（4）小微企業所屬城市特征數據來自相應年份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城市級別的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被解釋變量為小微企業存活率與成長性指數。本文的核心估計模型為Heckman樣本選擇模型[62]，在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小微企業成長的機制分析中，本文使用了中介效應模型[63-64]。

本文使用工具變量法來減弱內生性問題，構造“省內其他城市數字金融平均增長率*到杭州距離”作為該地級市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工具變量。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首先，基于IV-Heckman模型的實證結果表明，在解決了樣本選擇、遺漏變量、測量誤差等內生性問題后，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顯著提升小微企業的存活概率和成長能力，數字普惠金融每增加1單位，小微企業的存活率提高0.089%，小微企業成長性增加0.328單位；進一步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各子指數可以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小微企業生存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業務使用深度來實現的，換言之，地區數字金融參與人數越多，移動支付功能越發達，貨幣基金、投資、保險等業務越完善，信用信貸業務越受歡迎，該地區小微企業的生存概率就越高，成長發展能力就越強。

其次，在Heckman框架下，基于中介效應模型的傳導機制檢驗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小微企業成長性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信息、社交渠道和經營渠道來實現的，即地區數字普惠金融水平越高，該地小微企業主越能擴大信息獲取來源、強化社會聯系，增加線上業務比重來擴大市場范圍；同時，數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能夠顯著緩解小微企業受到的正規金融機構融資約束，改善其經營狀況，并且在數字化水平降低成本和門檻的作用下，促進小微企業的“熟練型”創新活動。

最后，基于分樣本回歸的異質性分析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小微企業成長的促進作用兼具“雪中送炭”和“錦上添花”效應。對于年齡偏大、生活在農村或城郊、在城鎮務工的農民、學歷較低的企業主和物質、社會資本較少的創業家庭而言，數字普惠金融更能給他們的小微企業“雪中送炭”，幫助其成長壯大，這一效應在非省會的三四線城市和城鎮化率較低的城市也表現得更為明顯。但同時，數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和發展，也對創業者金融素養和地區傳統金融基礎以及數字化、市場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于金融素養越高的企業主，傳統金融發展水平、數字化程度、互聯網普及率更高和營商環境、制度法律環境更健全的地區，數字普惠金融更能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幫助其小微企業更好更快成長。

本文的研究結論為進一步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和鼓勵支持小微企業生存成長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啟示：

第一，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顯著提升小微企業的生存概率和成長能力，進而推動實體經濟的持續發展。在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時期，應順應科技和金融發展趨勢，對金融科技相關企業給予足夠的政策支持，進一步鼓勵網商銀行、微眾銀行等新興互聯網銀行和京東金融、蘇寧金融等電商金融平臺發展，同時鼓勵傳統金融機構進行金融創新，建立開放銀行生態體系。支持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先進技術解決傳統普惠金融“獲客難”和“風控難”的問題，實現資金與小微企業的精準對接，降低金融服務門檻，更好地發揮數字普惠金融的長尾效應，助力小微企業發展，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

第二，數字普惠金融對小微企業成長的影響是“雪中送炭”和“錦上添花”效應并存的。應進一步提升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水平，注重對創業者和小微企業經營者的金融教育培訓，提升其交易媒介使用、風險認知和風險管理等金融素養水平。同時加大“新基建”政策投入，進一步促進邊遠落后地區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提升互聯網和智能移動設備的普及率；依托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等互聯網企業的數字化平臺，加大“數字扶貧”和“電商扶貧”力度，緩解“數字鴻溝”問題。

參考文獻

[1] 甘犁,秦芳,吳雨. 小微企業增值稅起征點提高實施效果評估——來自中國小微企業調查(CMES)數據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19, 35(11): 80-88, 231-232.

[2] Hsieh C,Olken BA. The Missing"Missing Middle"[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4, 28(3): 89-108.

[3] 黃益平,黃卓. 中國的數字金融發展:現在與未來[J]. 經濟學(季刊), 2018, 17(4): 1489-1502.

[4] 謝平,鄒傳偉. 互聯網金融模式研究[J]. 金融研究, 2012(12): 11-22.

[5] 黃益平. 數字普惠金融的機會與風險[J]. 新金融, 2017(8): 4-7.

[6] 黃益平,陶坤玉. 中國的數字金融革命:發展、影響與監管啟示[J]. 國際經濟評論, 2019(6): 5, 24-35.

[7] 尹志超,公雪,郭沛瑤. 移動支付對創業的影響——來自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微觀證據[J]. 中國工業經濟, 2019(3): 119-137.

[8] 何婧,李慶海. 數字金融使用與農戶創業行為[J]. 中國農村經濟, 2019(1): 112-126.

[9] 梁榜,張建華. 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激勵創新嗎?——來自中國城市和中小企業的證據[J]. 當代經濟科學, 2019, 41(5): 74-86.

[10] Schumpeter J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1912/1934)[J]. 1982(1): 244.

[11] Michelacci C. Low Returns in R&d Due to the Lack of Entrepreneurial Skills[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3, 113(484): 207-225.

[12] Haltiwanger J,Jarmin RS,Miranda J. Who Creates Jobs? Small Versus Large Versus Young[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3, 95(2): 347-361.

[13] Hurst E,Lusardi A. Liquidity Constraints, Household Wealth, and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2(2): 319-347.

[14] 馬光榮,楊恩艷. 社會網絡、非正規金融與創業[J]. 經濟研究, 2011, 46(3): 83-94.

[15] 張萃. 什么使城市更有利于創業?[J]. 經濟研究, 2018, 53(4): 151-166.

[16] 陳剛. 管制與創業——來自中國的微觀證據[J]. 管理世界, 2015(5): 89-99, 187-188.

[17] 謝絢麗,沈艷,張皓星,郭峰. 數字金融能促進創業嗎?——來自中國的證據[J]. 經濟學(季刊), 2018, 17(4): 1557-1580.

[18] 羅明忠,陳明. 人格特質、創業學習與農民創業績效[J]. 中國農村經濟, 2014(10): 62-75.

[19] 溫興祥,程超. 教育有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創業收益嗎?——基于CHIP農村住戶調查數據的三階段估計[J]. 中國農村經濟, 2017(9): 80-96.

[20] 謝勇,楊倩. 外出務工經歷、創業行為與創業績效[J]. 經濟評論, 2020(1): 146-160.

[21] 黃宇虹,黃霖. 金融知識與小微企業創新意識、創新活力——基于中國小微企業調查(CMES)的實證研究[J]. 金融研究, 2019(4): 149-167.

[22] 孫光林,李慶海,楊玉梅. 金融知識對被動失地農民創業行為的影響——基于IV-Heckman模型的實證[J]. 中國農村觀察, 2019(3): 124-144.

[23] 林嵩,姜彥福. 創業網絡推進創業成長的機制研究[J]. 中國工業經濟, 2009(8): 109-118.

[24] 郭紅東,丁高潔. 關系網絡、機會創新性與農民創業績效[J]. 中國農村經濟, 2013(8): 78-87.

[25] 趙景峰,王延榮. 高新技術企業創新文化特征與創業績效關系實證研究[J]. 管理世界, 2011(12): 184-185.

[26] 黃宇虹,弋代春,揭夢吟. 中國小微企業員工流動現狀、作用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 管理世界, 2016(12): 77-89.

[27] 蘇嵐嵐,孔榮. 互聯網使用促進農戶創業增益了嗎？——基于內生轉換回歸模型的實證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 2020(2): 62-80.

[28] 李建軍,李俊成. 普惠金融與創業:“授人以魚”還是“授人以漁”?[J]. 金融研究, 2020(1): 69-87.

[29] 倫曉波,劉顏,沈坤榮. 政府角色與中小微企業發展——基于江蘇省13個地級市4574家企業調研數據[J].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 2017(4): 82-96.

[30] 李建軍,韓珣. 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貧困減緩——推進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選擇[J]. 金融研究, 2019(3): 129-148.

[31] Evans DS,Jovanovic B. An Estimated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Choice Under Liquidity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4): 808-827.

[32] Nykvist J. Entrepreneurship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Sweden[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10(1): 23-43.

[33] Karaivanov A.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Occupational Choice in Thai Villag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2): 201-220.

[34] Bianchi M. Credit Constraints, Entrepreneurial Tal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0, 34(1): 93.

[35] 邵傳林. 制度變遷視域下的金融深化與企業家精神——來自中國省級層面的經驗證據[J]. 中國經濟問題, 2014(5): 3-18.

[36] 焦瑾璞. 普惠金融的國際經驗[J]. 中國金融, 2014(10): 68-70.

[37] Beck T,Demirguc-kunt A,Peria MSM. Reaching Out: Access to and Use of Banking Services Across Countri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1(85): 234-266.

[38] 呂勇斌,鄧薇,顏潔. 金融包容視角下我國區域金融排斥測度與影響因素的空間分析[J]. 宏觀經濟研究, 2015(12): 51-62.

[39] 李建軍,彭俞超,馬思超. 普惠金融與中國經濟發展:多維度內涵與實證分析[J]. 經濟研究, 2020, 55(4): 37-52.

[40] 焦瑾璞,黃亭亭,汪天都,張韶華,王瑱. 中國普惠金融發展進程及實證研究[J]. 上海金融, 2015(4): 12-22.

[41] 謝平,鄒傳偉,劉海二. 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必要性與核心原則[J]. 國際金融研究, 2014(8): 3-9.

[42] 王馨. 互聯網金融助解“長尾”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研究[J]. 金融研究, 2015(9): 128-139.

[43] Mollick ER,Kuppuswamy V. After the Campaign: Outcomes of Crowdfunding[J]. Unc Kenan-flagler Research Paper, 2014, No. 2376997.

[44] Duarte J,Siegel S,Young L. Trust and Credit: the Role of Appearance in Peer-to-peer Lending[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2, 25(8): 2455-2484.

[45] Herzenstein M,Sonenshein S,Dholakia UM. Tell Me a Good Story and I May Lend You Money: the Role of Narratives in Peer-to-peer Lending Decis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11, 48(SPL): S138~S149.

[46] 王會娟,廖理. 中國P2P網絡借貸平臺信用認證機制研究——來自“人人貸”的經驗證據[J]. 中國工業經濟, 2014(4): 136-147.

[47] Moenninghoff SC,Wieandt A. The Future of Peer-to-peer Finance[J]. Schmalenbachs Zeitschrift Für Betriebswirtschaftliche Forschung, 2013, 65(5): 466-487.

[48] Aghion P,Fally T,Scarpetta S. Credit Constraints as a Barrier to the Entry and Post-entry Growth of Firms[J]. Economic Policy, 2007, 22(52): 732-779.

[49] Huang Y,Wang X. Does Financial Repression Inhibit Or Facilitate Economic Growth?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Reform Experience[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 73(6): 833-855.

[50] 周廣肅,樊綱. 互聯網使用與家庭創業選擇——來自CFPS數據的驗證[J]. 經濟評論, 2018(5): 134-147.

[51] 周廣肅,謝絢麗,李力行. 信任對家庭創業決策的影響及機制探討[J]. 管理世界, 2015(12): 121-129, 171.

[52] 李繼尊. 關于互聯網金融的思考[J]. 管理世界, 2015(7): 1-7, 16.

[53] 廉薇,邊慧,蘇向輝,曹鵬程. 螞蟻金服:從支付寶到新金融生態圈[J]. 華東科技, 2017(9): 80.

[54] 易行健,周利. 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是否顯著影響了居民消費——來自中國家庭的微觀證據[J]. 金融研究, 2018(11): 47-67.

[55] Holmstr?m B. Agency Costs and Innovation[J]. Iui Working Paper, 1989, No. 214.

[56] 李春濤,閆續文,宋敏,楊威. 金融科技與企業創新——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證據[J]. 中國工業經濟, 2020(1): 81-98.

[57] 萬佳彧,周勤,肖義. 數字金融、融資約束與企業創新[J]. 經濟評論, 2020(1): 71-83.

[58] 唐松,伍旭川,祝佳. 數字金融與企業技術創新——結構特征、機制識別與金融監管下的效應差異[J]. 管理世界, 2020, 36(5): 9, 52-66.

[59] 郭峰,王瑤佩. 傳統金融基礎、知識門檻與數字金融下鄉[J]. 財經研究, 2020, 46(1): 19-33.

[60] 鄒偉,凌江懷. 普惠金融與中小微企業融資約束——來自中國中小微企業的經驗證據[J]. 財經論叢, 2018(6): 34-45.

[61] 錢海章,陶云清,曹松威,曹雨陽. 中國數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與實證[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20, 37(6): 26-46.

[62] Heckman JJ.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79(47): 153-161.

[63] 溫忠麟,葉寶娟. 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J]. 心理科學進展, 2014, 22(5): 731-745.

[64] 溫忠麟,.張雷,侯杰泰,劉紅云. 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J]. 心理學報, 2004(5): 614-620.

責任編輯：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