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北京工商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張正平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明確提出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正式為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吹響號角。按照2016年G20杭州峰會發布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數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過使用數字金融服務以促進普惠金融的行動，其發展對提升金融服務“三農”的精準度和普惠性意義重大。不過，現階段，我國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仍面臨著不少的現實挑戰，其發展路徑值得關注。對此，《金融時報》記者近日采訪了北京工商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張正平，探討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破題思路。張正平認為，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不僅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克服傳統農村金融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對稱的痛點，還能極大地緩解農村弱勢群體的融資難題，以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助力鄉村振興發展；同時他也表示，當前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道路并不平坦，仍需要多方協作、共同推進，隨著我國數字鄉村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必將迎來更加有利的局面。

《金融時報》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央在這個時間明確提出“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要求？

張正平：今年，我國“三農”工作重心發生了歷史性轉移，從脫貧攻堅正式轉向全民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同時，我國普惠金融發展也走過了第一個5年規劃。事實上，“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政策可以被視為《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的深度延續，是普惠金融和數字技術融合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趨勢，也是“十四五”時期“三農”重點工作的重要助力。

一方面，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并推進鄉村振興，在之前的脫貧攻堅工作中，數字技術與農村金融服務的結合應用在推動我國偏遠、貧困地區基礎金融服務供給和小額信貸服務方面作用顯著。而現階段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在進一步緩解農村低收入人群金融排斥的基礎上，還可以促進面向小微企業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金融產品創新，更好地實現“普惠”與“精準”的有機統一。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對創新創業、綠色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縮小區域收入差距等方面有促進作用，有利于農村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金融時報》記者：您認為現階段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有哪些現實挑戰？

張正平：挑戰首先體現在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和數字素養形成方面。

我在近幾年的調研中發現，不少農商銀行都在積極發展金融科技、探索數字金融業務，但由于地方基礎設施薄弱，造成業務開展難度大、業務轉型成效有限。根據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55.9%，低于城鎮地區23.9個百分點。這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除了基礎設施因素，經濟較弱、教育水平較低等原因造成農村居民仍面臨嚴峻的“數字鴻溝”，仍有不少農民難以掌握數字普惠金融的相關知識和技能，或并不擁有支持數字化的工具。而且，數字鴻溝不僅體現在農民身上，農業數字化程度不高、數字農業基礎不成熟、農村數據歸集和利用水平低下、縣級政府的數據治理能力不足等更值得關注。即使有科技力量的支撐，但考慮到數字鄉村建設滯后或不少農戶及其產業不在數字金融應用場景內，數字鴻溝仍然存在。

挑戰之二是農村金融機構尤其是農信系統的數字化轉型待深化。

作為金融服務“三農”主力軍，農信系統的數字化轉型進程對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意義重大。而農村金融機構服務對象有天然弱質性，因此機構風險水平相對較高。根據人民銀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0）》，在金融機構評級中，8～10級及D級的高風險機構主要集中在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從資產質量上看，截至疫情發生前的2019年底，全國農商銀行不良貸款率為3.95%，明顯高于商業銀行平均水平。而當農村金融機構推進數字化轉型發展數字金融業務時，多數農商銀行的數字化風險防控體系并不完善，面臨著新的數字化風險的沖擊。

同時，與大行相比，農村金融機構面臨著較為嚴峻的數字化人才缺失問題。事實上，我國商業銀行在數字化轉型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不少機構特別是中小銀行，在轉型資源、科技能力等方面存在約束。真正的數字化轉型，實質上是組織、文化、流程、管理等全面變革，并不是單一部門或者單一項目能夠驅動實現的。機構數字化轉型不能只靠科技部來推動，而是更靠管理思想的轉變，重在“人”的轉變。而農信機構在員工平均素質、科技人才占比方面的短板，成為其發展數字金融業務的主要障礙。

從已有的實踐看，省聯社利用其區位、平臺優勢進行數字化人才培養和系統改造以及其他服務，可以在較大程度上彌補轄內農信機構在科技力量上的短板，像浙江、廣東等地都已呈現出階段性成效。不過，目前省聯社改革是農村金融改革的一個重點和難點，部分省聯社改革困難重重，還未找到明確方向，這很可能影響轄內農信機構數字化轉型的進程。此外，2018年國務院推動大中型商業銀行設立普惠金融事業部、聚焦服務小微企業和“三農”，一些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近幾年逐步涉足農村金融市場，新型金融組織也紛紛介入農村市場，進一步加劇了農村金融市場競爭?，F階段，農信機構自身發展也面臨巨大壓力。

挑戰之三是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生態的缺失。

從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所需的生態體系來看，與城市地區相比，農村地區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啟動較晚，體系不完善，也面臨著更多難題，解決難度較大。具體表現為：一是金融供給主體的意愿與能力不足，數字金融服務系統投入少，針對性的產品服務供給有限，智能化金融互聯網終端的布設與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有待加強；二是綜合性的大數據信用體系建設與使用難度大，數字金融應用場景建設、發掘不充分；三是地方政府認知與理解不到位，農村居民素養不高，提升難度大；四是相關的政策體系不完善，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監管難。

《金融時報》記者：農信系統應如何實現數字化轉型方面的進一步深化？

張正平：從現階段情況看，推進農信改革是其進一步數字化轉型的基礎。省聯社應積極貫徹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的要求，盡快研究出臺適合自身發展的改革模式，堅持因地制宜選擇改革模式；推進職能定位的轉變；部分省聯社可以進行市場化改制，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構，為數字化轉型掃清障礙。對于農信機構而言，盡管已經明晰了產權歸屬并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但這并不等于建立了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站在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的風口上，未來仍要堅持按照市場化原則，通過完善相關制度規章，穩妥處理大股東與小股東、國有股與民營股的關系，構建權利相互制衡的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建立現代農村金融企業制度。

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農信機構的發展現狀，數字化轉型可從兩個方面逐步推進。一方面，利用地緣人緣優勢做好“線上+線下”業務。農信機構扎根基層，與所在地有著天然的契合度，人緣地緣優勢明顯。通過分析所在地經濟特點、社區人口分布、客戶資金情況、金融服務交易習慣、消費行為等因素，采取線上線下結合模式，既可以發揮互聯網精準、快速營銷，全面、科學的風險控制等優勢，又可以通過人工干預、線下跟進，發揮人緣地緣優勢。另一方面，利用省聯社平臺提升數字化水平。省聯社可以利用自身在整合資源方面的優勢搭建核心系統、招募高水平科技人才，進而推升農信機構的數字化水平。特別是針對農信機構的數字化人才短板，農信系統應加大資金投入力度，既可以與高校、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培養數字人才，也要通過提升薪酬水平等方式加大對數字人才的引進力度，以培育屬于自己的數字化人才和隊伍，逐步掌握對數字技術和核心軟件開發的自主可控力。

而面臨傳統和新業務的潛在風險，農信機構要全方位提升機構數字化風控能力。開展數字普惠金融業務并非簡單地將業務線上化，需要管理者、員工正確地認識數字化轉型和數字金融業務可能帶來的潛在風險，并從戰略、組織、流程、產品、交易等層面建立相應的制度，以建立全流程的數字化風控體系。

《金融時報》記者：針對搭建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生態體系，您有何建議？

張正平：只有形成良好的生態體系，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才能健康發展，才能有效服務于鄉村振興戰略。數字普惠金融生態并非簡單地將普惠金融生態數字化，而是需要采用系統性思維去看待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全部要素，這里不僅要考慮“三農”數據的采集、歸并、溯源，還要考慮數據的確權、估值和定價，既要關注農村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金融服務和產品的數字化創新，也要關注數字普惠金融的立法、基礎設施建設、行業標準和監管政策制定等。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建立完備的金融基礎設施，形成多元化、多層次、綜合性的金融服務體系，構建有彈性、兼容性強的應用場景，搭建高效的監管與政策支持體系是四個重要的方向。

這其中最為基礎的，是完善數字化轉型下的監管層次和夯實包括設施、數字金融素養等根基。圍繞完善符合發展階段的監管層次，金融監管部門一方面可以加強與區域內政府工信、發改、公檢法等部門的協同機制，建立相應的監管指標體系，提升監管能力；另一方面，應開發針對縣域和“三農”特點的監管工具，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金融科技，擇機引入“監管沙盒”機制，提升監管的預警能力和準確性。對于夯實基礎設施等根基，除了政策層面反復強調的實施農村信息基礎設施升級改造、推動鄉村網絡接入設備更新、城鄉網絡深度覆蓋之外，要積極探索信息技術的助農惠農場景應用，鼓勵農村企業運用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術，實現數字農業農村轉型升級，讓金融更精準服務于農村產業。

責任編輯：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