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限薪令”后，加之傳統銀行遭遇互聯網金融沖擊，傳統銀行高管離職的消息屢屢傳出。其中，互聯網民營銀行、互聯網金融平臺、傳統企業在互聯網金融方面布局的大型平臺以及金融資產交易公司是他們比較常見的去處。近期，多家大行、股份行又有多位高管去職，其中大行副行長的辭職最為引人注目。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兩個月內，已經有7位大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副行長辭職。其中僅工行一家大行就有3位副行長；股份行中，光大銀行、華夏銀行則分別各有2位副行長辭職。
但是，與2016年那波“離職潮”不同，這一輪副行長辭職以年齡原因和工作原因為主。近期亦有多位高管在銀行內部流動補位，例如8月27日，中行發布公告，中國進出口銀行原行長劉連舸補位中國銀行行長職務。同日，建行一手培養起來的銀行干部廖林，由首席風險官晉升為該行副行長。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對第一財經記者說，目前很多行長離職屬于正常的組織調動和臨行安排。盡管多家銀行副行長職務發生較大變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大行急缺副行長。國有銀行干部選拔需要較長的遴選過程，并非離職一個馬上可以補齊一個。
多位副行長“出走”
在本輪銀行高管離職潮中變動最大的當屬大行副行長這一職務，兩個月內已經有4位大行副行長出現職務變化?！?/p>
具體來看，9月6日，工行發布公告，副行長李云澤辭職；9月5日晚間工行發布公告，執行董事、副行長王敬東因工作變動于2018年9月5日向銀行董事會提交辭呈，辭去銀行執行董事、副行長職務；此外，7月2日下午工行發布公告稱，該銀行執行董事、副行長張紅力先生因家庭原因，于2018年7月2日向本行董事會提交辭呈，辭去副行長職務。
另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8月31日，中國銀行副行長張青松已出任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目前，張青松已經以進出口銀行黨委副書記的身份分別于9月5日、9月6日與非洲進出口銀行行長歐拉瑪、多哥總統福雷進行了會談。
股份制銀行中，光大銀行8月31日晚間發布公告，該行副行長張華宇、李杰因年齡原因，于2018年8月31日向董事會提交辭呈，辭去副行長職務。
華夏銀行7月18日晚間公告，副行長李翔和盧國懿分別因到齡退休、工作原因，辭去副行長職務。除此之外，華夏銀行監事會主席近期也遞交了辭職報告。華夏公告指出，該行7月4日收到監事會主席成燕紅女士提交的書面辭職報告。成燕紅女士因工作原因，辭去本公司監事會主席、監事以及監事會相關委員會委員職務。
上述變化使得多家銀行急缺副行長，補位正在緊張進行中。今年五月，北京《市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通告》顯示，擬提名現任華夏銀行廣州分行黨委書記、行長楊偉，現任華夏銀行資管部總經理李岷為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長人選（試用期一年）。公開資料顯示，李岷1976年9月生，41歲，是一位“75”后。
大行中，8月28日，建行發布《建設銀行董事會2018年第五次會議決議公告》，董事會審議了關于聘任廖林先生擔任該行副行長的議案，全票通過。廖林自2017年3月起任建行首席風險官，是建行一手培養起來的銀行干部。
郭田勇說，大行高管都屬于中管干部，需要中組部進行考察，隨后，董事會需要通票通過，最后金融監管機構需要對其進行任職資格考試，獲取監管機構的批復。一個干部從遴選到最終批復需要幾個月到半年都是正?，F象。出現暫時崗位空缺并非沒有人頂位，而是遴選時間較長。
大行高管薪酬微升
自2015年限薪令執行，中央金融企業高管薪酬幾乎均遭到“腰斬”。
雖然半年報中未披露高管上半年具體薪酬情況，但第一財經梳理截至2017年末數據發現，近年來，大行高級管理人員稅后薪酬同比略有微升，但與“限薪令”之前的薪資水平仍然相去甚遠。
多家銀行披露的2018年上半年業績顯示，關鍵管理人員的薪資水平小幅提高。關鍵管理人員是指有權力并負責直接或間接地計劃、指揮和控制本集團活動的人員，包括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例如，工商銀行與華夏銀行關鍵管理人員上半年薪酬總額相比2017年上半年均有小幅提升。
而就銀行員工薪酬整體情況而言，6家A股上市銀行中有22家同比上調了員工薪酬，此外，包括中信銀行、華夏銀行、無錫銀行和江陰銀行在內的4家銀行人均薪酬出現下滑情況。其中，中信銀行下滑了13.28%，華夏銀行下降了11.61%。
國有銀行干部收入受到限薪影響，拋下“金飯碗”加入體制外平臺是迫于改善生活的需要。一位從國有金融機構跳槽至民營金融機構的高管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由于需要供養子女在美國讀書高昂的學費，目前的薪資水平難以支持。此外他透露，大行高管離職并非“想走就走”，一般都需要向組織匯報下家并得到認可。
近日，在銀行業協會主辦的“2018中國上市銀行發展論壇” 上，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說，在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中，許多風險高發與違規行為頻繁出現的領域，其根源往往在于公司治理層面的制衡關系失效，其中就包括薪酬制度層面的激勵機制弱化。有效的薪酬管理可以通過約束高管過度的冒險逐利行為影響銀行的業績穩定性與風險承擔。而過度強調短期績效、與風險控制脫鉤的薪酬機制將促使高管放松對長期風險的控制，放大銀行收益的波動性。
需打通銀行高管“回流通道”
據不完全統計，從2015年至2017年兩年間，先后有49個銀行高管“跳進”互聯網金融行業。2015年，華夏銀行原副行長黃金老因工作調動擔任蘇寧副總裁、蘇寧金融常務副總裁。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因工作原因，擔任樂視控股高級副總裁、樂視金融CEO等。
例如某網貸平臺2016年一口氣吸收了包括渣打中國總行副行長、平安普惠副首席風險官、匯豐銀行中國區首席法律顧問三名高管。而原本就由民生銀行出身的孫雷創辦的玖富2016年5月份又吸收了JP摩根紐約總部風控執行董事任玖富首席數據科學家。
此外，BATJ等互聯網金融巨頭及其旗下民營銀行、互金平臺也成為銀行高管的主要去處。
但近期，隨著互聯網金融特別是網貸行業風險集中爆發，上述銀行高管“扎堆”跳槽互金行業難以為繼。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隨著互聯網金融“高薪”難以為繼，部分曾經從銀行流出的中層員工目前正在計劃“回歸”。
一位曾經從外資行跳槽至P2P網貸公司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彼時自己從外資行跳槽至互聯網金融公司，薪資水平翻倍，但目前行業情景使得自己十分焦慮，此外薪資水平也出現大幅下降，加之自身職業發展比較難看到拓展空間，目前正在計劃重回傳統金融機構。但他坦言，從互聯網企業“回流”并非易事，自己面試應聘多家機構目前無果。
與中層員工“回歸”的困難相比，高管一旦離開，重返的概率更加微乎其微。 郭田勇說，互聯網金融平臺如果能夠正常運營，收入水平比國有銀行收入水平高很多。對于大行高管而言，想做到“說走就走，說回來就回來”并不容易，他建議，未來希望加強銀行干部流動性暢通，人才篩選機制更加開放靈活，人才激勵機制也變得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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