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2日,新華社全文發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即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這是21世紀以來第19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將“強化鄉村振興金融服務”單列成項,這無疑將金融服務在鄉村振興中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全新高度。
文件發出前后,據中國電子銀行網不完全統計,近期有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行、郵儲銀行、平安銀行、廣發銀行、北京農商銀行、上海農商銀行、富滇銀行、泉州銀行、臺州銀行等以組織架構調整、全行工作會議、戰略簽約或產品推介等各種形式響應國家號召。
而此次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也明確提出要完善鄉村振興金融服務統計制度,開展金融機構服務鄉村振興考核評估。事實上,人民銀行、銀保監會早于2021年中就聯合發布了《金融機構服務鄉村振興考核評估辦法》。
所以無論從國家政策指引、監管要求還是銀行自身發展來看,如何在“鄉村振興”這盤大棋局下謀劃好金融服務的這盤小棋局是一道必答題。
鄉村振興,銀行服務下沉機遇與挑戰并存
機遇方面,鄉村振興無疑是最具想象空間的領域。雖然服務“三農”工作任務艱巨繁重,但同時也是最接地氣、業務發展潛力最大、創新基礎和空間最深厚的領域。根據農業農村部測算,落實鄉村振興戰略五年規劃重點任務大約需要投資7萬億元以上,如此龐大的資金投入必然要求金融資源進行重點傾斜。同時,農業農村現代化催生大量投融資需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壯大產生多層次金融服務場景,5億農民群體收入不斷拓寬釋放多元化金融服務需求,這些金融需求的釋放將給銀行業帶來巨大業務增長潛力。
挑戰同樣不可小覷,首當其沖的是銀行業務模式的重塑,如何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實現銀行支持鄉村振興業務成本可負擔和商業可持續。過去一直有對于農村金融的扶持和優惠政策,也有一些明確的指標要求,如信貸投放兩個不低于,即增速不低于全部貸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利率優惠政策等。而這一次的鄉村振興戰略并不是過去的普通意義上的農村金融政策,而是全面的、整體的、根本性的戰略,必然帶來農村金融經營方式上的改變。
中關村科金首席風險官蘇正對此認為,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是對原有經營模式的顛覆。要求從業者從過去對較少數農村群眾的信貸支持轉變成大范圍客群的支持;從過去的扶貧式的支持轉變成對農戶生產經營能力提升的支持;從過去的以完成指令式為目標的執行方式轉變成自主的經濟效益業務模式為目標的執行方式。因此,需要探索新的可持續發展的經營模式。
蘇正指出,要實現經營模式的轉變,就必須進行系統性的全盤思考,要把農村群眾的信貸工作作為促成金融能力提升的系統工程來抓,從系統建設、獲客、產品、風控、定價、運維、服務、催收等全信貸周期進行規劃,建立適應農村金融的貸前、貸中、貸后管理體制。
鄉村金融服務,兩大難題待解
長期以來,商業銀行在農村開展業務尤其是成本可控,商業可持續的業務面臨著兩大難點:一是農村地區信用體系建設相對落后,銀行現有的信貸模式很難在農村地區大規模推廣;二是農村資產及流動性普遍較差或質量不高,銀行出于風控考慮,開展業務比較謹慎。
以前者為例,據21世紀經濟報道援引一位大行西南二級分行信貸業務人士觀點,全國性商業銀行涉農業務下沉之困,歸根結底還是農村、農民的增信問題沒有解決,很難突破傳統金融的業務和風控邏輯。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金融支持鄉村振興舉措中,也明確提出要“深入開展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由此可見,農村地區的信用建設是提高鄉村金融供給的一個關鍵所在。
而在農村資產方面,更是有“家財萬貫,帶毛的不算”這句諺語作為現實寫照。這句諺語道出了農民貸款的困境。從現實情況來看,由于缺少銀行認可的傳統抵押物,雖然擁有資產但產權權益不明晰且價值難以被準確估量,這一“三農”融資痛點也尤為突出。
難題如何破解?——數字化被寄予厚望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5日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要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建設數字信息基礎設施,推進5G規?;瘧?,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數字鄉村。數字鄉村,既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顯然也是發展鄉村金融的重要引擎。
中央一號文件也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數字鄉村建設,以數字技術賦能鄉村公共服務,推動“互聯網+政務服務”向鄉村延伸覆蓋,深入開展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發展農戶信用貸款。
從政府工作報告到中央一號文件都指向了數字化這個關鍵詞。而從實踐看,以數字技術驅動鄉村金融服務也早有實踐,金融服務數字化創新應用持續涌現,不斷為鄉村振興提供創新解決方案。
在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方面,數字技術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據金融時報報道,基于數字技術,“人人有授信、戶戶能貸款”在多個地區已經成為現實。例如,浙江麗水在2010年就建立了農戶信用信息數據庫,為農戶和城市居民建立了電子化信用檔案,對全市所有金融機構網點開通查詢服務,并于2015年升級為信用信息服務平臺。
而農業銀行“惠農e貸”產品,則通過銀政合作,逐步建立農戶信息檔案,完善對行政村和農戶的數字畫像,將信用村建設與金融科技手段相結合,讓農戶享受批量準入、批量授信。
在農業資產數字化方面,近年來借助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先進的數字技術,也產生了很多的創新實踐,而這些都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銀行在涉農領域的業務模式。
以物聯網為例,平安銀行的星云物聯網平臺通過為牧場中的奶牛安裝穿戴式設備,結合AI攝像頭,實時監測其生理特征、身體狀態、活動軌跡等。去年10月21日,平安銀行舉辦的對公暨風險開放日現場,平安銀行交易銀行事業部總裁李躍介紹該平臺掌握此類農業實體的真實生產能力,通過養殖貸等創新產品,為農業實體提供單戶最高8500萬的融資。
由民生電商牽頭、聯合中倉協等機構共同制定《全國性可流轉倉單體系運營管理規范第2部分:玉米倉單》T/WD109.2-2022(T/CASMES5.2-2022、T/CMSTA001.2-2022)(以下簡稱“玉米倉單標準”)則是在農業資產數字化流轉方面進行了創新,助推農業資產進行融資。
在實施全國性玉米可流轉數字倉單的行業標準之后,依托安裝在倉庫的智能監管設備和內置的新系統,可將倉內的玉米映射成農業供應鏈中的數字資產。推動玉米這類長期在供應鏈中難以發揮實際價值的動產,能和廠房之類的固定資產同樣得到金融機構認可,成為糧食企業或糧戶融資的重要倚仗。
數字技術對于改善農村地區的金融環境顯而易見,一方面通過發展數字鄉村,可以掌握更多的數據,從而為發展數字金融提供更多“生產資料”;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可以突破時空限制,在金融供給、風險控制、降本增效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從而推動銀行業務模式創新,實現成本可控、商業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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