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業的2019不同尋常。

這一年，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之年。商業銀行需要在經濟增速放緩、貿易摩擦不斷的局面下，重新審視、尋找服務實體經濟、經濟效益、風險暴露之間的平衡。

這一年，也是資管行業的變革之年。新的監管政策體系陸續落地，理財子公司作為市場的新業態漸次登場，銀行理財業務在處置老產品、開發新產品之間穩步轉型。

這一年，更是風險暴露之年。行業、機構隱匿的風險都在逐漸明晰，不同風險程度、經營素質的銀行機構陸續迎來風險處置，“缺錢”的銀行也在積極“補血”。

展望2020年，對銀行業來說，既是挑戰更是機遇。服務實體經濟依舊是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但與此同時，高質量轉型發展、開放等無疑也會是行業的關鍵詞。

理財子公司元年

為實現風險隔離，銀行理財子公司正加速落地，成為大資管市場的新型生力軍。

截至目前，已有11家理財子公司取得開業批復。另外，還有1家股份行和3家城商行拿到理財子公司“準生證”并正在加緊籌建。配套的監管制度也在不斷完善。

新的攪局者同時入場——12月20日，東方匯理資管、中銀理財獲批籌建首家中外合資理財公司，這是首家理財“孫”公司。

在這之前，銀行理財子公司對資管行業的人才爭奪戰已經打響。除了通過招聘、行內選調補充人才缺口外，為領軍人才單獨設置“首席”職位成為不少理財子公司的標配。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理財子公司選擇的注冊地點并非母行所在地，這意味著，又有一撥銀行資管人員將面臨大遷徙。

從已開業理財子公司情況來看，新發行產品集中于“固收+”，權益類產品布局還不多，投研體系還在建立，對存量產品的處置也牽扯了更多的精力。

此外，越來越多的理財子公司關注金融科技在資管業務上的應用，并在公司組織架構上單獨設置金融科技部門，招行甚至還在籌劃成立一家資管科技公司，構建資管價值鏈生態。

資管新規過渡期延長？

年底，市場傳聞資管新規過渡期延長的消息引發廣泛關注。

對此，銀保監會在近期重點工作通報會上表示，銀保監會始終要求銀行嚴格落實資管新規、理財新規的規定，規范開展理財業務對于存量業務的處置，嚴格制定整改計劃，按照進度扎實有序推進，但也會根據實際情況研究是否對相關政策進行小幅適度調整。

“在工作中我們也注意到，部分銀行反映的理財業務存量處置過程中的困難和問題，按照資管新規補充通知的精神，過渡期結束后，由于特殊原因而難以處置的存量資產，可由相關機構提出申請和承諾。經金融監管部門同意，采取適當安排，妥善處理?！便y保監會有關負責人稱。

而在這一討論之前，資管新規配套細則已不斷制定出臺。其中，理財新規、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及凈資本管理辦法、結構性存款新規等都已陸續落地，保險資管產品管理、標債資產認定、銀行現金管理類產品管理、資產證券化等相關辦法也在推進制定實施。

相關配套制度的完善，是為了通過盡快形成以資管新規為核心的資管業務監管制度體系，進一步補齊監管短板，抹平監管的差異，推動資管業務回歸本源。

新LPR登場

今年利率市場最大的變化，當屬8月份央行決定改革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

對于新版LPR利率完善的背景，央行相關負責人解釋稱，盡管我國的貸款利率上、下限已經放開，但是仍然保留了貸款基準利率，存在貸款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并存的“利率雙軌”問題。

這導致不少銀行發放貸款仍然參考貸款基準利率定價，甚至個別銀行通過設定隱性下限，對市場利率向實體經濟傳導形成阻礙，導致市場利率明顯下行，實體經濟卻感受不足，這成為利率市場化改革迫切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新LPR的報價行范圍在原來的全國性銀行基礎上，增加城商行、農商行、外資行和民營銀行各2家，陣容擴大到了18家，新增加的報價行都是在同類型銀行中貸款市場影響力較大、貸款定價能力較強、服務小微企業效果較好的中小銀行，能夠有效增強LPR的代表性。

業內人士認為，新LPR的推出，意味著利率市場化改革邁出關鍵一步，由各報價行按市場化原則報價，并由銀行參考LPR自主加點定價，有利于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切實降低企業綜合融資成本，緩解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

規范結構性存款

2018年資管新規落地后，銀行紛紛將結構性存款視作保本理財、協議存款的絕佳替代品。

其結果是，結構性存款迎來爆發式增長。進入2019年初，結構性存款規模仍然維持高位，今年1月末，結構性存款更是首度超過10萬億元規模，達到10.98萬億元。

“野蠻生長”的背后，部分銀行結構性存款粗放運作、管理不規范等問題也隨之產生，部分地方監管由此開始出手整頓。

10月中旬，銀保監會又下發《關于進一步規范商業銀行結構性存款業務的通知》，劍指部分銀行結構性存款業務快速發展中出現的產品運作管理不規范、誤導銷售、違規展業等問題。

市場分析認為，此次發布的規定將使結構性存款更加規范化，也將使得不規范的結構性存款規模繼續壓減。

央行數據顯示，截至10月末，結構性存款余額為10.34萬億，環比上月減少5036億，該降幅創下此數據統計以來的單月最高值。而相比年內峰值（11.2萬億元），結構性存款余額已經下降了近萬億規模。

另一邊，結構性存款的保底收益也大幅降低，幾乎等同于同期存款利率。此時，大額定期存單的競爭力有所顯現，受到銀行發行方、銀行客戶兩端的青睞。

中小銀行風險處置

隨著經濟增速放緩，一些中小銀行的風險逐漸暴露，引發社會高度關注。

5月下旬，央行、銀保監會公告稱，鑒于包商銀行出現嚴重信用風險，即日起接管包商銀行、接管期限一年，并委托建行托管包商銀行業務。

對包商銀行風險的處置影響輻射至金融市場，也引發了行業一系列的思考。有萬億級銀行董事長在該行中期會議上直言，保持充裕的流動性和良好的抗風險能力，是下階段的首要任務。

錦州銀行、恒豐銀行也分別迎來風險處置，但基于不同的風險程度和經營素質，處置方式也與包商銀行不同。

其中，在股權治理方面存在弊端、出現流動性風險的錦州銀行接受了工銀投資、信達投資和長城資產的聯合重組；資本金不足的恒豐銀行則在日前推出千億定增，中央匯金、山東省AMC戰略入股。

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肖遠企在銀保監會近期重點工作通報會上表示，中小銀行風險處于收斂狀態，整體風險可控。

“監管部門已經非常清楚地掌握了整體、單個機構以及隱匿的風險，了解風險水平有多高，并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正在顯現成效，同時風險處置手段也非常豐富?！毙みh企說。

金融反腐

金融反腐成為2019年反腐的一大看點。據不完全統計，年初以來已有至少40位金融官員（包含金融機構高管以及監管機構官員）接受相關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其中，銀行系統被查處干部覆蓋了從大到小眾多金融機構，甚至不乏“窩案”。此外還有多位金融機構中高層仍處于“配合審查調查”狀態。

值得一提的是，反腐高壓之下，一些被認為已經“安全著陸”的退休高管也難逃懲處。例如，4月11日宣布被查的工行重慶分行原副行長謝明在2017年已退休。

細數2019年反腐通報，不少落馬的金融高管都是由中央一級金融單位派駐紀檢監察組和地方紀委監委協作配合查處的。這也成為中管金融企業派駐機構改革以來，金融反腐的一大新特色。

事實上，從年初開始，高層就頻頻釋放要加大金融反腐力度的政策信號。1月11日，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指出，要加大金融領域反腐力度，對存在腐敗問題的，發現一起堅決查處一起。

銀保監會副主席梁濤也在2月底表示，金融領域的錢權交易、圍獵與反圍獵仍然存在。下一步要加快補齊監管短板，堵住監管漏洞，對金融腐敗問題絕不姑息。

銀行“缺錢”

面臨風險暴露、監管要求及自身發展需求，傳統的資方——商業銀行也“缺錢”了。

年初以來，國務院金融委多次會議就銀行資本補充問題密集發聲，釋放積極信號?？赊D債、永續債等新型資本補充工具也在近年輪番登場，銀保監會還允許保險機構投資符合條件的銀行二級資本債券和永續債等。

隨著相關措施陸續出臺，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渠道顯著拓寬。2019年，已有多家銀行通過上市、定增、可轉債、二級資本債、優先股、永續債等方式補充資本金，百億級資本補充計劃屢見不鮮。

其中，永續債成為銀行“補血”新寵。截至目前，已有15家銀行合計發行5696億元永續債，另有近20家銀行擬發行超過4500億元永續債。

商業銀行永續債發行主體也不斷擴容，從國有大行到股份行，再到臺州銀行發行全國首單城商行永續債，首單農商行永續債也在近日花落深圳農商行。

除了繼續補充資本滿足監管要求之外，商業銀行通過科學的資本規劃和業務轉型，實現業務結構的輕資本化，從而減少對資本的依賴也應該是選擇的方向。

IPO破發成新常態

隨著12月10日郵儲銀行在上交所掛牌上市，2019年銀行IPO正式收官。這一年，共有8家銀行成功登陸A股，創2017年以來新高。

上市銀行的類型也更為豐富，涵蓋城商行、農商行、股份行和國有大行。其中，郵儲銀行的上市，實現了國有六大行“A+H”兩地上市的大團圓。

此外，還有16家銀行出現在證監會公布的IPO排隊企業名單中，多為地方銀行，這將是未來上市的主力軍。

值得一提的是，受市場情緒、銀行股擴容等多種因素影響，新上市銀行“破發”逐漸成為新常態，且銀行板塊大部分銀行都出現破凈情況。為應對二級市場壓力，郵儲銀行成為A股近十年首單IPO引入“綠鞋”機制的企業。

四季度陸續在A股上市的渝農商行、浙商銀行由于股價連續20個交易日低于每股凈資產，已經先后觸發穩定股價措施啟動條件。此外，兩家銀行的高管甚至中層也加入自主增持隊伍。

在這之前，包括無錫銀行、成都銀行、貴陽銀行、杭州銀行等在內的10余家銀行已觸發股價穩定條件而發布穩定股價措施，以提振股價。

金融副省長

2019年7月至10月，一批來自銀行系統或者金融監管機構的高管被任命為省級政府高級領導干部，“金融副省長”一詞再度引發關注。

其中，曾長期在人民銀行工作的李波出任重慶市副市長，建行副行長張立林調任遼寧省副省長，工行副行長譚炯任貴州省副省長，交行副行長出任山西省副省長，光大銀行行長葛海蛟赴任河北省副省長，農行副行長蔡東被任命為吉林省副省長。

截至目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不含港澳臺）中，共有14個省級政府配備了來自金融系統的副省長，絕大多數人事調動集中在2018年以后。

由于這一時點恰逢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等三大攻堅戰開局，有觀點認為，密集任命有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風險、處置地方隱性債務的考量。

如果對金融副省長群體畫像，高學歷、年輕化是基本特征。而在一番調整之后，多家國有大行高管也不夠用了。由此，又一輪大行高管的補位、換防開始。

其中，陸續有“金融副省長”回歸金融系統，譬如重慶市副市長劉桂平轉任建行行長，廣東省副省長歐陽衛民出任國開行行長，江蘇省副省長王江接任中行行長，實現了金融人才在金融體系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雙向流通。

“罪與罰”

銀保監會近兩年來對銀行業開啟嚴監管模式。年初至今，監管方向從罰單中可窺一斑。

從2019年的罰單情況來看，銀保監會對銀行機構監管處罰的重點集中在影子銀行、涉嫌違法發放貸款、內控管理不到位、信貸資金被挪用等問題。

其中，貸款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等成為今年“重災區”。在銀保監會罰單里涉及“房地產企業”、“房款”的案由達上百份，涉及的銀行包括國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農商行和農信社等類的50多家。

案由主要包括“繞道同業、購買資管產品等手段向房地產企業發放貸款已形成風險”、“消費貸被挪用支付購房款”、“房地產信貸管理不嚴格”、“違規向房地產企業提供融資”等。

8月末，銀保監會下發的《關于開展2019年銀行機構房地產業務專項檢查的通知》表示，將展開房地產貸款業務專項檢查，尤其針對銀行通過表外、同業等渠道輸血房地產市場的違規行為，將面臨監管嚴格處罰。

業內人士認為，對銀行違規涉房貸款的大力查處釋放出監管層對金融市場秩序進行管控、防范金融風險的信號，也將成為明年監管層的常態化工作。

責任編輯：王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