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黃志凌，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金融風險管理學科全球顧問委員會（GAB）委員。研究員，經濟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和金融理論、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業務。

　　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持續探索和發展，中國的銀行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從改革開放初期的3000多億元人民幣增加到2016年末的232萬億元，不良貸款率已從高峰時的30％左右下降到2016年底的1.74％。2017年年初以來各種媒體分析顯示，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不足5％，提高到2016年底的8.4％，已超過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美國和日本這一比值的歷史高位分別在7.7％和8.5％)。從微觀角度來看，中國金融行業的上市公司利潤占全部上市公司總利潤比重達到57％(其中銀行業上市公司利潤占全部上市公司總利潤比重達46％)，而在金融市場更發達的美國這一比重為45％。作為銀行經濟學家，看見中國銀行業不斷“長大”，當然是很高興的，但我們也同時感到“長大”并不等于“成熟”，中國銀行業如何走向成熟是銀行家面臨的更大挑戰。

　　一、中國銀行業“長大"的過程充滿著曲折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中國銀行業規模擴張的主要驅動力，來自于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產生的金融需求。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新中國銀行業帶來了第一次發展機遇。根據對外經濟開放、對內經濟搞活的政策，中央政府開始對銀行系統進行恢復和重建。在1979年10月，鄧小平提出“要把銀行作為發展經濟、革新技術的杠桿，要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之后，國有銀行改革開始起步?！肮まr中建”四行相繼恢復（分立）和成立。1979年，為加強對農村經濟的支持，中國農業銀行恢復；為適應對外開放和國際金融業務需要，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中分設出來；中國人民建設銀行也從財政部分離出來，成為一家獨立的銀行，后來由中央批準為管理基本建設投資的國家專業銀行；1984年，中國工商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分離，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過去承擔的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由中國工商銀行經營，從而形成了中央銀行加四大國有專業銀行的銀行業格局。

　　在銀行業不斷分設的同時，非銀行金融機構也開始進行恢復建立，積極探索并發揮自身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1979年國務院正式批準成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1980年國務院批準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逐步恢復停辦了20年的國內保險業務；此外，一些地區還出現了少量的城市信用社，國內金融機構多樣化局面初步形成。

　　隨著改革開放范圍的擴大和步伐的加快，金融體制改革也受到了高度重視。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求，“在價格改革的同時，還要進一步完善稅收制度，改革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1986年1月7日，國務院頒布《銀行管理暫行條例》，對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各類金融機構的職能分別作了規定，自此中國銀行業迎來了快速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1987年，交通銀行重新恢復，招商銀行、深圳發展銀行和中信實業銀行等一批新型股份制銀行相繼設立，一些外國銀行被允許在指定經濟區設立分支機構。上述舉措給銀行業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推動了中國銀行業市場經營能力的提高。但此時的銀行業還未摸索出一套能夠適應市場要求的約束機制和管理制度，國有銀行還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思想束縛，行政化色彩濃厚。為此，對國有專業銀行進行企業化改革的探索也已開始啟動。

　　經過幾年實踐，簡單的“企業化”改革思路不僅使銀行業難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導致銀行業自身問題叢生。于是，1993年《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政策性銀行，實現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分離，并將國家專業銀行辦成真正的國有商業銀行。為分離專業銀行所承擔的政策性業務，1994年國家設立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大政策性銀行。1995年《商業銀行法》頒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所頒布的第一部金融法律，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渡虡I銀行法》的實施，為國有銀行從過去的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變確立了法律框架，為國有銀行向“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的商業化模式轉變奠定了基礎。

　　亞洲金融危機促使我們主動思考一系列銀行改革的深層次問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雖然中國并未受到此次危機直接沖擊，但金融危機的深刻影響，促使決策層下決心盡快從根本上解決中國銀行體系存在的巨大潛在風險。當時，由于外部監管缺失和銀行信貸約束軟化、市場財務紀律松弛、違規拆借資金難以回收，加上計劃經濟遺留下來一定數量的不良貸款，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日趨惡化。與此同時，銀行業在改革發展過程中對“銀行企業化或商業化”的理解出現了偏差，大量自辦實體，經營混亂，導致主要國有商業銀行歷史包袱沉重，虛盈實虧，按照國際會計準則衡量，四大銀行都瀕臨“技術破產”。中國銀行家最先感受到問題的嚴重性，“一心一意辦銀行”的口號正是在那個時候首次被響亮提出的。1997年時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的王岐山，曾就建設銀行改革與發展問題以“五論”的形式撰寫了系列文章，依次為《為什么要“死里逃生”》《怎樣提出的“雙大”戰略》《關于集中與分散的關系》《辨析個性，推進改革》和《一心一意辦銀行》，主要針對當時國內金融環境因多種因素出現了惡性競爭、高息攬儲、違規經營、不良大增的惡劣情形，提出“兩個在所不惜”“死里逃生”等重要戰略思想。

　　1997年11月17—19日，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會議提出：用3年左右的時間解決中國金融業的風險問題。1998年開始，通過成立4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給國有商業銀行注資2700億、剝離1．4萬億不良資產等手段，對銀行進行了“外科手術式”的改革，之后4家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下降近10個百分點。

　　外科手術式的資產重組還必須與內在體制機制重組相結合，銀行改革發展逐漸找到了方向。簡單地將銀行的不良資產劃轉“壞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并不能保證“好銀行”就能夠誕生。事實上，傳統銀行剝離了不良資產后并不能自然轉變為“好銀行”新的不良資產又迅速產生。因此，怎樣打造“好銀行”就成為一個緊迫而深遠的戰略問題。2002年，第二次全國金融會議召開，做出推進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決定，拉開了新一輪商業銀行改革的帷幕。2003年底國家通過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向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注資450億美元，隨后人民銀行、銀監會發布《關于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公司治理改革與監管指引》，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正式啟動。改革試點的總體目標是：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按照“一行一策”的原則，2005-2006年中國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2005年10月27日建設銀行在港交所正式掛牌上市，2006年6月1日中國銀行H股在港交所掛牌交易，2006年10月27日工商銀行以“A+H”的模式在上交所和港交所公開上市。在2007年初召開的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則進一步明確了農業銀行的改革總體思路，2010年7月15日和16日農業銀行正式在上海和香港兩地上市?？梢哉f通過重組改制、引進戰略投資者、公開上市，以及配套的內部體制機制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經受住了境外資本市場的嚴格檢驗，并由此發生了脫胎換骨式的巨變和飛躍，實現了質的提升。

　　二、對中國銀行業國際地位的提高應該有正確的認識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不僅重創了全球金融市場，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銀行業基本上是有驚無險，而且實現了“彎道超車”，在全球金融版圖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根據英國《銀行家》發布的2016年全球1000家大銀行榜單，共有119家中資銀行入圍，其中17家中資銀行躋身前100名，前10名中共有4家中資銀行，工行、建行、中行和農行分列第1、第2、第4和第5名。隨著中國銀行業排名的上升，有些人開始盲目樂觀和自信起來，認為中國銀行業已達到國際先進銀行的水平——我們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也是很危險的。也有人主張利用這個時機去海外并購，快速做大做強，抓住現在難得的“抄底”機會，加快建成真正國際化的大銀行。對于這個問題到底應該怎么看？

　　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銀行業國際地位快速提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市場體系不斷完善，為中國銀行業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銀行業自身的改革、轉型也是中國銀行業國際地位提升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國際金融機構造成了劇烈的沖擊，客觀上相對抬升了中國銀行業的國際地位。當時，華爾街大型投資銀行幾乎全軍覆沒，花旗銀行、匯豐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等國際大型銀行損失慘重，股價劇烈下跌，市值嚴重縮水。與此同時，由于中國銀行業國際化程度有限，加之中央政府為應對危機實施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使得銀行業資產規模迅速擴張。一反一正，國際金融版圖發生巨變，在金融危機之后的幾年，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一直穩居全球銀行市值排行榜前兩名。

　　中國大型商業銀行地位提升是一件好事，邁向國際化大銀行既是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滿足客戶的需求。金融危機之后，大型銀行服務的很多國內大型優質企業正在實施“走出去”戰略，業務擴展到全球各地，相應大型銀行的服務就需要跟進。應該說，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和中國銀行業實力抬升，的確是大型銀行國際化的一個很好時機。但我們不能為了“國際化”而國際化，更不能持“抄底”的心態去并購、去買“便宜貨”，尤其是銀行家，更不能有投機的心態。況且交易價格只是并購交易中的一個環節，對于大部分交易而言，最具挑戰的部分是在整合環節，整合工作的順利與否，決定著整個交易的成敗。筆者理解，現階段中國大型商業銀行的國際化戰略，還是要立足于以客戶為中心。簡單地說，就是客戶走到哪里，銀行的金融服務跟到哪里，“跑馬圈地”搶市場不應成為大型商業銀行國際化戰略選擇。

　　銀行核心競爭力的形成必須基于自身獨特的戰略定位。銀行在確定自身發展戰略時，應重新審視經營活動的價值鏈，分析自身在哪些領域、哪些環節具有比較優勢，能夠創造出更大價值，并強化這些環節。對于那些對價值創造貢獻不大，甚至侵蝕價值創造的領域和環節，必須“壯士斷腕”，集中有限資源用于創造價值、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例如，美國銀行在發現自身的海外業務不具備比較優勢時，逐漸將發展戰略重點回歸本土。雖然多數海外業務都有較好的當期盈利能力，但美國銀行果斷地將這些業務出售或者收縮，集中資源做好本土業務。因此，一個銀行的戰略必須建立在自身稟賦、資源、能力以及內外部環境相匹配的基礎上，要走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不盲目跟風，這樣才能擺脫低層次的同質化競爭，實現內涵式可持續發展。

　　還應該看到，指標領先不必然等于銀行成熟，中國大型銀行面臨的挑戰難以回避。雖然近年來中國大型商業銀行各項財務指標都已看齊甚至優于國外同業，但國際一流銀行的標準不僅僅體現在財務指標上，更多還體現在經營管理的方方面面。如果認真對照分析，特別是對照國際先進銀行的經營管理實踐以及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等相關標準和要求，目前國內大型銀行還存在不小差距。

　　首先是戰略趨同，導致銀行個體缺乏核心競爭力，銀行業體系系統性風險放大。戰略趨同，這不僅影響銀行核心競爭力的形成，也不利于整個銀行業全方位金融服務功能的發揮。金融危機過后，全球銀行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如何制定發展戰略，采取何種商業模式，培養哪些關鍵能力來保持增長成為各機構最為關注的問題。面對危機后的新局面，國際先進銀行紛紛根據自身情況調整戰略，制定轉型方案，推動業務全面轉型和商業模式變革。如花旗銀行在危機后及時調整戰略，改變原有的全覆蓋戰略，集中資源在優勢業務領域，聚焦在全球交易、投資銀行和消費銀行等核心業務，果斷削減并逐漸退出資產管理等非核心領域業務，同時積極鞏固富?？蛻羧后w，拓展新興市場份額；摩根大通銀行則制定了業務協同戰略，通過將商業銀行、公司和投資銀行、資產管理，及個人和社區銀行業務版塊協調發展，注重內部協調和交叉銷售，同時著力發展輕資本業務，提升綜合定價能力，推動轉型增長，效果顯著；富國銀行通過立足本土，聚焦社區銀行服務，樹立嚴格的風險管理與謹慎的管理理念，對國際化和綜合化道路保持謹慎，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發展道路；荷蘭國際集團（ING）銀行則聚焦數字化戰略，通過建設一體化的數字化平臺和直銷銀行業務，打造全渠道服務，改善客戶體驗，滿足客戶的金融需求，成效顯著。而目前中國許多銀行在發展目標選擇上普遍缺乏縝密的研究，忽視對自身稟賦、能力以及內外部環境的分析和論證，隨大流、全面開花，缺乏自身特色，難以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銀行間業務雷同，沒有自己的特色，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業務結構趨同，導致金融服務“過剩與短缺”并存，同業間低層次的惡性競爭愈演愈烈。

　　銀行業戰略趨同，導致一些金融服務的薄弱環節長期難以改變，甚至在一些局部因“抽水機效應”還有所惡化。例如，對農村、縣域的金融支持，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等，遲遲難以扭轉金融產品和服務嚴重不足的局面，甚至現在一些農村金融機構改制成銀行以后，也追隨大銀行的戰略，搶著在城里布點拓展中高端客戶群體，客觀上進一步加劇了金融資源配置不均衡的矛盾。

　　更值得關注的是，銀行戰略趨同容易導致銀行體系系統性風險疊加放大。如前幾年銀行業在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大宗商品貿易等領域集體激進經營所帶來的集中風險暴露，近年來銀行業的表外業務、同業業務、影子銀行業務的近似同步的大幅上升，使得銀行體系內的關聯度迅速增加，很容易集聚成巨大的系統性風險。

　　其次是基礎管理仍較薄弱，精細化、專業化程度不高。近年來，國內商業銀行在基礎管理方面雖然進步很大，但與國際先進銀行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譬如政策制度一刀切，很多政策制度沒有充分考慮市場的變化和地區差異。再譬如技術工具相對落后。對于現代商業銀行來說，技術工具是衡量其管理水平最直觀的標尺，其中量化管理技術工具是最主要的標志。長期以來中國銀行業使用的管理工具以定性為主，在不少業務與管理領域主要依賴個人的經驗判斷，粗放經營的結局就是不可避免的。與此相應的是信息數據基礎薄弱問題?，F代銀行的經營、管理和決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數據支持。例如，在營銷環節，西方很多先進銀行通過強大的數據庫和數據挖掘技術，采取數據庫營銷方式，對客戶生命周期進行數據化管理，提升交叉銷售能力，成效非常明顯。美國第一資本金融公司（CapitalOne）在創設之初就提出要通過金融信息的分析處理來開發適合客戶的金融產品，并率先制定信息驅動的數字化戰略，借助豐富的客戶數據積累和強大的數據分析能力，完成產品制定、客戶選擇和風險控制等工作，將數據思維融入在企業文化中，打造自身核心競爭力，迅速躋身全美前10大銀行。過去國內大型銀行對于信息數據缺乏足夠的重視，導致數據分散、缺失、標準不統一、利用不充分等問題比較普遍。近年來，國內銀行特別是大型銀行在信息數據管理方面有了很大進步，不少銀行正在探索建立個人客戶數據多維分析平臺，對個人客戶的分層和細分，加大對關鍵事件的建模分析，逐步實現分層服務、分類管理和精準營銷，但對數據的挖掘利用程度還有待提高，信息資源的優勢還未能全面發揮出來。銀行業需要打造全面的數據生態系統，以客戶數據為基礎進行科學決策，培養數字化的營銷能力，構建數字化流程，精簡成本，提高效率。

　　再次是對經濟周期等系統性風險不敏感。宏觀經濟和金融運行的波動性是導致銀行系統性風險的主要原因。從國際金融發展歷史來看，在每一次經濟劇烈波動或發生經濟危機時，銀行往往都是首當其沖。中國大型銀行不良貸款大幅增加背后均有經濟波動的原因，與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軌跡十分吻合。傳導模式都是固定資產投資擴大——貨幣信貸快速增長——貨幣供應量增加——價格上漲——生產能力過?！a品滯銷——企業資金鏈斷裂——形成不良貸款。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經濟衰退階段收縮、經濟復蘇階段猶豫、經濟過熱階段擴張”的親周期性特征表現非常突出。

　　經濟危機后國外先進銀行紛紛加大投入，研究壓力測試工具，提升風險預警管理能力。雖然“黑天鵝”事件的頻繁發生，帶來的影響和范圍也有所增加，但已經有國外先進銀行對此深入研究，針對各類風險設計出一系列壓力測試，模擬黑天鵝事件等極端情況預估對銀行的影響，并提前做出部署安排和應急措施。目前，國內商業銀行還缺乏對經濟周期和系統性風險的敏感性研究，總體來看重視程度還不夠，更多地還是停留在對具體客戶和項目的風險管控上，還未形成應對經濟周期的分析能力，缺乏必要的經驗積累，也未建立應對經濟周期性變動的響應機制。特別是對經濟周期波動與產業結構調整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經濟波動情況下銀行資產組合風險的相關性、惡劣條件下的壓力測試等，銀行還缺少前瞻性研究，缺乏相應的風險識別、評估工具，缺少分散、緩釋、轉移等主動應對管理的手段。

　　我們還注意到，無論是出資人還是監管者，對大型商業銀行還缺乏一套科學統一的業績評價標準。對于大型商業銀行的考核，我們過去側重于存貸款業務增長、賬面利潤增長等，后來逐漸完善，更加重視貸款質量、資本充足率、撥備后盈利等。應該說，依據上述指標都可以從某個側面評價銀行的經營業績，但難以真實、全面評價銀行整體的經營業績，尤其是這些指標普遍存在滯后性。

　　評價標準實際也是一個“指揮棒”，缺乏科學統一的評價標準，不僅容易產生監管套利，誘發逆向選擇等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影響到中國貨幣信貸政策、金融監管政策的有效傳導。銀行是經營風險的企業，收入必須覆蓋相應的風險敞口。同樣是賺1個億的錢，承擔1個億的風險敞口與承擔10個億的風險敞口，其業績是有天壤之別的。因此，僅僅看賬面的數據是不充分的，甚至還容易誤導判斷，要將賬面數據背后銀行所承擔的風險敞口真實反映出來，這樣才能有一個科學、客觀的共同基點，否則根本沒有可比性。

　　三、國外金融機構的教訓更值得我們認真汲取

　　在業界，一些人對于國際金融危機甚至一些銀行倒閉事件，抱著隔岸觀火甚至幸災樂禍的態度，這對于銀行業走向成熟是極其不利的。銀行就是銀行，有其共同的基本特征與基本規律，只有善于從金融危機和別人失敗中吸取經驗教訓，才能真正把握銀行規律，才能最終不斷走向成熟。

　　銀行業具有鮮明的脆弱性特征，自身杠桿率較高，且時刻面臨著信用層面、市場層面、操作層面以及政策層面等多方面風險的沖擊，而且伴隨金融的全球化、綜合化、網絡化，銀行業天生的脆弱性將會越來越突出。另外，銀行業的外部性特征顯著。商業銀行承擔著整個社會的信用中介、支付中介等職能，涉及廣泛的利益相關者。銀行自身經營成功，可以有力提升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支持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但是一旦銀行經營失敗乃至倒閉，則會直接或間接地對儲戶、交易對手以及其他錯綜復雜的利益相關方帶來損害，具有很大的傳染和輻射效應，非常容易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造成危機蔓延，對整個金融體系以及實體經濟產生巨大沖擊。

　　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良好環境，容易掩蓋銀行內在的結構性缺陷。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日本在二戰后幾十年間經濟實現騰飛，日本銀行也迅速地趕超英美。1986年銀行家》排出的世界1000家資產規模最大的銀行中，日本大型銀行在前10名中就占了7席；同時，日本銀行在海外大規模并購擴張。在享受經濟發展紅利的同時，日本銀行不同程度上忽視了自身存在的包括公司治理、風險管控等方面的缺陷，錯過了改革的最佳時機。等到經濟形勢出現逆轉，銀行體系風險迅速暴露，不僅自身大傷元氣，長時間一蹶不振，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拖累了日本經濟。殷鑒不遠，日本銀行的教訓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汲取。當然，更值得認真吸取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帶給世界主要銀行的教訓：

　　第一，銀行業發展不能脫離實體經濟基礎。從這次金融危機首先需要汲取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虛擬經濟不能脫離實體經濟，金融發展要回歸本源。例如這次金融危機發生時，僅信用違約互換（CDS）的市場規模就超過60萬億美元，達到美國GDP的4-5倍，這顯然是非理性的。近年來，中國銀行業不斷改革，金融不斷深化，在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促進了銀行業和實體經濟的平穩發展和良性循環。但同時需要看到，部分機構在盈利沖動下，通過資金層層嵌套、期限錯配和不合理的加杠桿行為賺取超額利差，導致資金空轉，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脫實向虛”的傾向。

　　第二，金融杠桿不能超越自身可承受范圍。高杠桿比率是金融機構的固有特點，也是風險管控的重點和難點。提高杠桿比率意味著以同樣的資本做更多業務、承擔更大的風險敞口，是一把“雙刃劍”。從這次美國次貸危機來看，投資銀行之所以首當其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高杠桿帶來的風險失控，超過了自身管理能力和資本可承受限度。目前，國內很多銀行在一些領域也存在過度放大杠桿、快速擴張的傾向。例如部分銀行在息差收窄的背景下，追求資產規模擴張，通過同業業務、表外業務加杠桿，高風險經營，追逐利潤。以同業存單發行為例，2015年發行量為5.3萬億元，2016年則達到13萬億元；截至2017年4月，同業存單的托管量達到8萬億元。

　　第三，創新不能游離于風險管控之外。不少人將金融衍生產品創新視為這次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之一。實際上，問題并不在于這些衍生產品本身，而在于管理者認識偏差和風險管控缺失。從這次金融危機的情況來看，很多金融機構對于債務擔保證券（CDO）、CDS等金融衍生產品的內在風險缺乏深刻理解和必要重視，有的則將其視同普通交易業務交由市場部門自行管理；有的雖然意識到這些業務可能存在較大風險，但并沒有投入必要的資源進行獨立、盡職的風險識別、計量、評估，而是簡單地沿用外部評級機構的信用評級和風險評估報告。從國內的情況來看，也存在類似的苗頭。

　　第四，關注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之間的相互伴生、耦合和轉化。這次金融危機的最初根源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引發的次級按揭貸款大面積違約，屬于信用風險范疇，但由此引起的大面積市場震蕩，迅速引爆市場風險，二者互相耦合放大。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共同作用，引起整個市場的流動性危機，直接導致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破產，隨后危機進一步蔓延和放大。長期以來國內商業銀行對各類風險的管理雖都有一定的研究和管理手段，但對各個風險類型之間的伴生、耦合和轉化還缺乏必要的關注和研究，這方面是一個重大缺陷。

　　第五，關注表外風險和表內風險的相互轉化。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一些金融機構原先通過結構投資載體（SIV）、協議控制模式（VIE）等轉移到表外的風險又重新回到表內。美國五大投資銀行2007年底的表外負債總額達到17.8萬億美元，表外杠桿率達到88.8倍。長期以來，銀行業主要關注表內風險（而且主要集中于貸款風險），對于表外風險重視不夠，管控非常薄弱。近年來中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迅猛發展，一些表外產品創新（包括一些信托型理財產品）非?；钴S。以銀行理財產品為例，2016年6月中國銀行理財產品資金余額達到26.68萬億元，大量理財資金進行了委外管理，非銀機構利用委外資金進一步加杠桿、加久期，大量的資金涌向債券市場和權益市場。這些銀行表外業務因杠桿率較高，對利率較為敏感，一旦遇到市場劇烈波動將面臨較大風險，會導致表外業務風險向表內轉化，潛在隱患很大。

　　第六，正確認識現代計量技術和模型在風險管理中的作用?，F代金融離不開先進的計量技術和模型，但是一味依賴或迷信計量技術和模型也是很危險的。從這次金融危機來看，基于精細的數理模型設計出來的金融衍生產品，其科學性最終沒有經受住市場突變的考驗。因此，借助模型但不要迷信模型，充分了解模型的適用條件及其局限性，做到專家經驗和計量模型的有機統一，這是值得國內銀行業認真汲取的一個教訓。

　　觀察中國銀行業的變化，很多專家喜歡用是否達到國際先進銀行標準來衡量，并用“形似”和“神似”兩個詞來判斷?！靶嗡啤毕鄬σ菀滓恍?，譬如某些指標達到國際領先水平、資產規模、業務結構或收入結構向對標銀行看齊；但是做到“神似”卻不容易，需要深刻理解、艱苦努力和一個較長的過程。我以為，“神似”的核心主要集中在那些“看得見摸不著”的銀行經營“靈魂”上，具體體現在銀行經營理念、意識和文化方面。對于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而言，我們期待其在經營意識和文化理念方面發生深刻的變化。

責任編輯：韓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