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余棟

　　楊濤

　　我們所倡導的新型銀行家精神有三大原則：一是來源于企業家精神，又高于企業家精神，且拓展了企業家精神；二是把握現代銀行文化的趨勢，走在全球銀行業變革的前沿，引領面向未來的金融技術與制度挑戰；三是扎根中國傳統經濟金融文化的精髓，融合當代改革開放伴隨的奮斗與不屈，真正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無可替代的“正能量”。

　　新型銀行家精神需要“七種武器”：一是樂觀主義與創新精神，二是源于管理掌控力的自信心，三是作為安身立命之本的信用，四是具備生于憂患的危機意識，五是共享理念下的社會責任感，六是維護職業道德與市場原則的勇氣，七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堅持。

　　銀行家的歷史與未來

　　銀行業的發展歷史，與人類文明演進的步伐如影隨形。據大英百科全書記載，早在公元前6世紀，在巴比倫已有一家“里吉比”銀行。此后在古希臘與古羅馬，也先后出現了經營貨幣兌換、信貸和信托業務的寺院、團體、商號等組織。另外，據美國《新哥倫比亞百科全書》的“銀行業務”所載，1171年建立的意大利威尼斯“國家借放所”是最早的銀行代表。當然也有很多人認為，近代銀行的真正出現要晚得多，大概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期間才逐漸涌現。

　　同樣，我國早在西周時期，就設有“泉府”作為金融管理機構,承擔一些官辦類銀行業務。到公元9世紀中期的北宋則首次出現了“銀行”一詞。此后，宋代起始的當鋪及清之后的錢鋪、錢莊、銀號，都從事類似個人金融和消費金融業務；清雍乾之交時期出現在我國北方的賬局（也叫賬莊），則從事了支持生產活動的金融業務，直到著名的日升昌票號成為更加“全功能”的私人“銀行”。當然，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銀行，還是1897年5月設立的中國通商銀行。

　　縱觀歷史，銀行的演變與銀行家是密不可分的，而銀行家也成為自中世紀以來，王朝變革、生產進步、社會演變中一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應該說，銀行與銀行家在歷史上，似乎一直就具有“兩種面孔”。一方面，作為人類社會最有價值的創新現象之一，他們毋庸置疑也是文明的推動者。例如，美第奇家族是13到17世紀稱雄于佛羅倫薩的名門望族，也是當時意大利銀行家的代表。在財富大量積累之后，不管基于改變形象、贖罪的恐懼還是具有高尚情操，他們的確成為支持和推動文化藝術事業的中堅力量。再如，銀行作用的發揮是英國在19世紀中期成為“世界工廠”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可以多方籌集工業革命所需要的資金，還實現了全國性的資金融通和地區間資本轉移。另一方面，它們似乎在大眾心目中又與貪婪、陰謀與豪奪聯系在一起。在《歐也妮·葛朗臺》、《包法利夫人》等文學作品中，銀行家的形象都淪落為品德有瑕的Fat cat；而在近代歷次重大危機中，銀行家們開始漠視風險、過度自信乃至狂熱、對利潤的無休止追求，也使其對危機難辭其咎。

　　在我國，銀行與銀行家對于經濟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不容抹殺。當然，隨著金融市場化改革、互聯網金融的沖擊、新常態的來臨，它們也逐漸走下了“高大上的神壇”。從某種意義上說，一方面我國銀行業在“對標”國際先進銀行的過程中快速“趕英超美”，另一方面在躁動的、金融文化缺失的年代里，卻尚未形成中西融合的銀行家精神。若失去了精神層面的凝聚力，靠外力快速催發的“肌體”，也可能長期陷入“亞健康”狀態。

　　從源于拉丁語“長板凳”的銀行一詞，到高樓大廈中西裝筆挺的銀行家，再到如同英國Atom Bank一樣的只有手機APP、加上一群“T恤牛仔”裝扮的高管，我們看到，銀行與銀行家一直在發生著巨大變化。在走向現代化強國的歷史時刻，銀行業始終不能缺位，更需在尋找銀行家之精神家園過程中，實現銀行家群體形象的正名。

　　從企業家到銀行家精神

　　“企業家”的概念由法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在1800年首次提出，“企業家精神”則是企業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作為現代企業家理論的“鼻祖”之一，熊彼特對企業家與企業家精神的定位，就是不斷創新，亦即“創造性破壞”。此后，在諸多關于企業家精神的研究中，創新始終作為第一位要素。如彼得·德魯克就繼承并發揚了熊彼特的觀點，把企業家精神中的創新與企業家領導能力結合起來，認為“企業管理的核心內容，是企業家在經濟上的冒險行為”。在此基礎上，如冒險、合作、敬業、學習、執著、誠信等，都被看作是企業家精神的內涵要素。

　　回到近代中國，企業家處于前所未有的東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變動時代：一方面，西方式的資本熱情逐漸“洋為中用”，中國近代企業家開始與傳統的抑商、賤商觀念決裂；另一方面，在特殊背景下往往其也具有“家國情懷”，通過“實業救國”來振興民族工業。在此過程中，理想與現實、人性與丑惡都糾纏在一起。歷經百年風云，在改革開放大潮下成長的企業家們，仍然在持續追尋著文化與精神寄托。眾多企業家秉承優良傳統，敢為人先、勇于改革、善于創新，也在譜寫新的傳奇。同時需看到，在價值觀沖突日益明顯的今天，企業家精神有時被扭曲為“成功學”闡釋，如何“正本清源”成為重要挑戰。

　　銀行也是現代企業的一種特殊形式，銀行家同樣是企業家中的特殊群體。由此，銀行家精神與企業家精神也有眾多共性，二者“血脈相連”。但是，它們又有許多不同之處。一方面，銀行家如同“企業家的企業家”，不僅承擔了更加重要的經濟社會職責，使其創新探索更需謹慎，因其產品將“牽一發而動全身”，而且更需超過企業家的經濟金融洞察力與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在各國都面臨“金融與實體脫離”這個“似是而非”的命題下，銀行家與企業家相比，仿佛也具有了自身的“原罪”。尤其在我國，亟需為銀行家精神找到真正的“實體支點”。

　　由此，我們所倡導的新型銀行家精神有三大原則：一是來源于企業家精神，又高于企業家精神，且拓展了企業家精神；二是把握現代銀行文化的趨勢，走在全球銀行業變革的前沿，引領面向未來的金融技術與制度挑戰；三是扎根中國傳統經濟金融文化的精髓，融合當代改革開放伴隨的奮斗與不屈，真正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無可替代的“正能量”。

　　成就新型銀行家精神所需的“七種武器”

　　在著名武俠作家古龍的《七種武器》系列作品中，長生劍、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環、離別鉤、霸王槍、箱子令讀者印象深刻，更為重要的，則是使用武器的主角所體現出的特質，如：笑、自信心、誠實、仇恨、相聚、勇氣、不放棄。

　　就銀行家精神而言，我們同樣可以用這些寓言式經典武俠小說中的“七種武器”來加以刻畫。

　　第一，樂觀主義與創新精神。銀行家精神需要《長生劍》中袁紫霞的“武器”來“笑看風云”。一方面，樂觀與悲觀一直就是金融活動中的“蹺蹺板”，巴菲特就曾經圍繞股票投資而提出“悲觀主義是良友而樂觀主義是大敵”。然而從另一視角看，無論是權益投資還是債權投資，適度樂觀都是金融交易得以持續的基礎。銀行家作為現代經濟運行中的特殊群體與金融“血液”的提供者，需要對經濟社會“肌體”的成長持更加積極樂觀的態度，如同支撐哥倫布艱難探索新大陸的熱情一般，成為銀行業大變革時代的“積極能量”提供者。當然，銀行家需要的是理性樂觀，而非盲目樂觀。

　　另一方面，銀行家的使命就是創新，而且由于與實體企業不同，銀行家的創新更需可持續、漸進和穩健。早在民國時期，銀行家作為極富創新精神的特殊企業家群體，曾在中國近現代化的進程中發揮過巨大作用。他們的金融創新思想與實踐，在過去和現在都有諸多有益的啟示。改革開放以來，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尤其在銀行同質化競爭嚴重的今天，創新成為銀行改革圖存、轉型超越的核心驅動力。迫切需要一代代銀行家發揮“敢為天下先”精神，引領構建真正的“創新型銀行”。當然，這種創新不是為了“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而是為銀行探索全新的產融、融融結合“土壤”和金融生態體系。

　　第二，源于管理掌控力的自信心?！犊兹隔帷分懈吡⑾蚺笥亚秫P梧借來絕世暗器孔雀翎，成功殺敵，卻發現朋友給他的只是信心，孔雀翎早已丟失。在銀行家精神中，“信心比黃金更珍貴”，真正的境界是“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要實現此目標，一方面需要銀行家能夠充分把握宏觀大勢。當前，結構調整、“三去一補”、增長動能轉換、貨幣金融周期等，眾多要素都要求銀行家必須提高宏觀分析與判斷能力，努力對標和強化作為經濟學家的素養，從而自紛繁復雜的干擾因素中找到“主線索”，減少戰略制定與管理的盲目性，成為順應潮流的“領頭羊”。

　　另一方面，銀行家的信心還來源于對自身的了解，亦即能否真正擁有核心競爭力?！昂诵母偁幜Α弊钤缬?990年由美國的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爾提出來，指“組織中的累積性學識，特別是關于怎樣協調各種生產技能和整合各種技術的學識”。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范疇更廣，雖然并未在學界和業界形成一致意見，但通常是涵蓋業務、制度、客戶、人才、文化等在內的綜合體系。對銀行家來說，如何在日益信息透明的業內構建自身核心競爭力，意味著需要在有限資源和約束條件內，既要夯實得以健康成長的“土壤”基礎，又要盡可能抓住差異化的比較優勢，實現競爭的“領先一步”。

　　第三，作為安身立命之本的信用?！侗逃竦丁分械亩斡褚越跆煺娴恼\實贏得了一帆風順的“運氣”。一方面，可以說誠信就是企業的生命，銀行作為特殊的金融服務機構，自誕生以來就與信用二字不可分割。我們看到，無論是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還是城商行與農商行，其核心價值觀雖然文字表述各有差異，但共同點是都把“誠信”或“誠實”放在重要位置。著名新聞記者Walter Bagehot在一個半世紀前就指出：“任何一個銀行家都知道，當他必須向別人證明他有信用時，無論他的論據多么出色，他的信用事實上已經消失”。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如美國民眾“占領華爾街”，實質是對銀行家誠信的質疑；德意志銀行和富國銀行的道德“神話”破滅，更使之雪上加霜。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撰文指出：“昔日的銀行業是享有聲譽的專業，客戶和公眾都高度信賴和尊重銀行家，將畢生積蓄托付給他們”，如今頂著“金融精英”光環的銀行家卻成為大眾議論的對象。面對這種現象，銀行家不能只是感嘆成為“弱勢群體”，而是需深刻自省、并且以實際行動致力于銀行家信用的恢復和重建。

　　另一方面，銀行家還應成為社會信用環境建設的推動者。在2011年一份銀行業協會的報告中，調查發現有72.2%的銀行家認為社會信用亟待改善。近年來，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制度設計日益完善，征信市場規范發展，金融信用信息數據庫不斷完善，但仍然有很大不足。實際上，銀行業發展嚴重受制于信用環境，或者導致業務模式過于倚賴抵押擔保，或者風險控制手段相對單一，或者容易陷入類似“互保鏈風險”的困局中。應該說，銀行家需要從被動到主動，依托企業和個人客戶，與其他各方共同努力推動完善信用體系完善。

　　第四，具備生于憂患的危機意識?！抖嗲榄h》中的蕭少英被仇恨所驅動，值得借鑒的卻是其始終身處危機而應對挑戰的能力。一方面，面臨不確定性日益增多的環境，銀行家最重要的素質是對風險的警覺性。銀行家的事業本質上就要求承擔風險，不能回避風險，這就需有能力分析、理解和考量風險。全球銀行業發展歷程充分表明，銀行受宏觀經濟景氣周期影響不斷加大，其自身風險控制與穩健發展能力，則決定其“生存還是毀滅”，其中大銀行也并不意味著可以“永葆青春”。例如，1990年資產規模最大的10家銀行中，有7家為日本銀行，但多在國內危機與全球銀行業變遷中黯然退場，到目前只有重建的三菱日聯金融集團勉強居于前列。由此看來，這需要銀行家作為“掌舵者”，不斷提高風險敏感度，堅持穩健經營、完善公司治理、健全風險管理。

　　另一方面，從宏觀到微觀、從經濟到社會、從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越來越多“新知識”都給銀行家帶來“深度學習”的迫切性。例如，直銷銀行創新已經到了移動互聯網的新階段；再如，銀行愈加不似傳統意義的銀行，更像是多元化的金融綜合服務商、或者是許多巨頭自稱的金融科技企業。近期，美國紐約金融服務管理局和美國貨幣監理署，就圍繞是否給金融科技公司發銀行牌照產生了爭議。在我國，銀行家更需透過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剖析背后的技術與制度因素，從而在可能的危機挑戰中做到“游刃有余”。

　　第五，共享理念下的社會責任感?！峨x別鉤》中，支撐楊錚與狄青麟對抗的，是與所愛之人相聚的決心。從銀行家精神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解讀為更深刻的責任感與人文關懷。一方面，銀行家掌握了金融資源這種現代社會的核心“電力”，具有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需要在經濟實踐中、在不違背商業原則底線時，多考慮一些“社會公民”的責任。早在近代中國，艱難生長起來的第一代銀行家，掌握了現代金融知識，有遠大抱負和開拓精神，他們考慮到的同樣有國家民族命運。我國銀行資本是應工業資本的急切呼喚而出現的，總體看二者關系不是西方式的金融滲透與控制。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化大潮中，銀行家對“普世關懷”的認識也在逐漸深入，銀監會于2007年出臺了《關于加強銀行業金融機構社會責任的意見》之后，近年來銀行強調社會責任成為主流。銀行家的這種責任并非是“道德綁架”，而是需要更高的境界和情懷，在大格局下開拓大事業。

　　另一方面，互幫互助、共享共贏遠比“孤獨前行”要走得長遠。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共享”發展理念，落實到銀行業發展中，則應在銀行與非銀行機構、企業之間，構建持續、內生的共享型發展機制。例如，如何使得銀行數據信息更加有效地被社會所利用、怎樣打造銀行與其他主體的風險共擔機制、運用互聯網產業鏈金融創新使得銀企融合更加合理，等等。再如，銀行與銀行家之間，如何通過“互補競爭”、“抱團取暖”、“優勢合作”等共促行業生態改善。這些都如羅伯特·希勒所述 ：“金融并不是社會的寄生蟲，社會離不開金融，而金融也應當服務于社會，而且我們需要有更多的金融創新?！?/p>

　　第六，維護職業道德與市場原則的勇氣?！栋酝鯓尅分械挠⑿酆脻h之所以能與青龍會作對，也是基于無與倫比的勇氣。在銀行家精神中，這種勇氣可以轉換為兩方面內容：一是真正堅持銀行家的職業道德。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寫道：“一個人為了他的事業才生存，而不是為了他的生存才經營事業”?？梢哉f，銀行家與律師、會計師一樣，是用自己在各自領域的專業判斷力和專業技能，來配置資源，只不過他們聚焦于特殊的金融資源。銀行家之所以要講職業道德，首先是自己要充分尊重這份職業，同時擁有自律精神，并不斷充實職業履行能力。正如有人認為，銀行家應該像醫生發下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那樣，也承諾相應的職業誓言。如果銀行家失去了敬業精神、專業能力與職業文化追求，則更談不上銀行家精神的弘揚和進步。

　　另一方面，強調銀行家的職業精神與勇氣，還包括能否真正維護現代銀行的市場化原則。我們看到，當代中國銀行家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各方影響和干預，無論是政府“父愛主義”和監管“母愛主義”，還是社會輿論或民粹思潮，都可能造成銀行家行為軌跡的扭曲。作為備受矚目的群體，銀行家需關心權衡各方因素，但卻并非是政治家，能否把握銀行家的職業底線也是一種挑戰。與此同時，銀行家也應該積極為自身正名，爭取改善職業發展環境，減少各方不恰當的苛求，在大智慧下發揮勇氣。

　　第七，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堅持?！跋渥印痹从凇队⑿蹮o淚》，小說最后指出“歌女的歌，舞者的舞，劍客的劍，文人的筆，英雄的斗志，都是這樣子的，只要是不死，就不能放棄”。一方面，縱觀歷史，真正能夠實現“基業長青”的企業，其重心都是做到了“保存核心理念與持續進步”，能否堅持下去，通常是介于成功與失敗之間的“天塹”。諸如邵逸夫、任正非、馬云、王健林等成功企業家，也都在不同場合突出強調企業家的堅持精神。同樣，在國內外一流銀行家的成功經驗中，我們更看到“堅持”的力量與不易。特別是在充滿浮躁與變化的時代，銀行家精神中的堅持，正如英特爾創始人安迪·格魯夫的夸張的名言：“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

　　另一方面，當然需澄清的是，銀行家精神的堅持并不等于固執，即一意孤行、不撞南墻不回頭。正如有心理學家所言：“執著的人，堅持的是自己的方向和目標；固執的人，堅持的則是自己的情緒和做事的方法?！眻猿址较蚺c及時應變并不矛盾，一家高效、智慧的銀行離不開敏捷戰略。特別是隨著現代科技迅速發展，市場競爭日趨激烈，銀行業面臨的不再是“流水線”服務，而是需更多著眼客戶最大滿意度，實現產品的個性化、多樣化、完善化及迅速服務能力。所有這些，考驗的都是銀行家在堅持中“穿越迷霧”的精神與能力。

　?。ㄒτ鄺澫荡蟪苫鹗紫洕鷮W家、央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長；楊濤系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所長助理、中小銀行論壇常務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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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