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31日“中國國際金融30人論壇第四屆研討會”在上海召開，主題為“開放·綠色·合作”，探討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綠色金融、發展中國家主權債務減免等重大戰略問題。研討會由中國國際金融30人論壇主辦，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和上海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承辦。

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肖貴玉首先致辭。他介紹了浦東高水平改革開放發展的情況，指出本次論壇“開放·綠色·合作”的主題不僅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底色，更是浦東現代化引領區建設的應有之意。他希望與會專家為浦東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積極建言獻策。

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榮譽會長、中國國際金融30人論壇顧問屠光紹隨后致辭。他認為本次會議的“開放·綠色·合作”三個主題都與開放有關。此前，中央就提出了“制度型開放”這一目標，具有深遠的意義。在各項制度開放中，金融制度開放更具挑戰性，一方面倒逼國內金融制度建設，另一方面提升中國金融體系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和競爭力。去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2.0版基本上結束了，現在已進入3.0版階段。2.0版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存在的問題是，國際化程度較低，金融制度開放得不夠，因此要進一步開放。金融制度開放的基本原則是要對標國際最高水平的金融制度，但不是簡單照抄，還要結合中國的實際，如果有些金融制度還不能和國際完全對接，就需要一些轉換的方式。

王戰主席代表承辦單位之一上海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致辭。他指出，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可知，越是嚴峻的國際形勢，越是要堅持以改革開放來應對。在今天嚴峻的國際大背景下，制度性開放是個難啃的硬骨頭。美國在數字貿易、人工智能等領域積極制定規則，就是為了阻止中國制定這些領域的規則，中國要設想如何積極應對。綠色發展其實是“自我加壓”,雙碳標準可能帶來局部的返貧問題。在美國要脫鉤的情況下，如何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進行國際合作，需要更多的思考與探索。所以“綠色”與“合作”也是硬骨頭。這些重擔子與硬骨頭需要專家學者們貢獻真知灼見。

此后，新開發銀行周強武副行長發表了主旨演講。他認為在當前疫情持續沖擊和地緣政治日趨復雜的背景下，世界經濟仍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不確定性，傳統經濟理論和政策已經難以解釋和解決當前復雜嚴峻的挑戰。時代呼喚新的發展理念，各國也期待多邊開發銀行能夠創新理念和產品，為全球經濟復蘇和共同發展提供更有利的支持和更有效的公共產品。新開發銀行將致力于提高創新能力，夯實比較優勢，以新的理念賦予傳統基礎設施新的內涵，踐行多邊主義打造全球的多邊平臺，持續推進新開發銀行與東道城市上海的伙伴關系。新開發銀行在擴員工作上取得了重大的進展，首批新成員呼之欲出，并積極準備后續的擴員。

在“專題一：以浦東更高程度地改革開放促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中國銀行執行董事、副行長王緯和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管委會專職副主任武偉分別做了主旨發言。隨后有六位嘉賓進行了圓桌討論。

中國銀行執行董事、副行長王緯做了題為《大型銀行應主動融入，積極促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的主旨發言。他指出，大型商業銀行應充分利用改革開放新機遇，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具體工作包括加大對重點產業的支持，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加快跨境金融發展；積極開展科技金融業務布局，為科技類企業提供綜合化金融服務；配合金融要素市場建設，加快金融市場業務發展；打造消費金融最佳體驗和財富金融最佳品牌。

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管委會專職副主任武偉發表了題為《關于提升上海全球金融資源配置功能的幾點建議》的主旨發言。他認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最重要的兩個目標是建成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中心、人民幣金融資產風險管理中心。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中心的目標是要面向國際市場提供人民幣資金和資產，實現規則對接、資本相通、資產流通。國際金融資產中心的主要功能是吸引境外投資者來配置境內各種各類金融資產，吸引境外的、國外的優質的公司來上市，讓境內投資者去投資和配置境外的資產。上?？梢栽谌嗣駧抛杂蓛稉Q和資本項目可兌換方面先行先試。上海要建立適應貿易投資自由化、跨境資金流動便利化的管理制度，有序推進與境外資金自由便利流動。

在接下來的圓桌討論環節中，6位嘉賓發表了評論和看法。

上海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徐明棋指出，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臺開始就應與境內的各種制度不一樣，應達到國際標準水平，這需要賦予它相應離岸的特征，與國內市場進行一定的切割分離，讓投資者在該市場上可以更加便利地交易。

上海銀保監局一級巡視員張光平從全球視野中的營商環境、城市治理的角度，探討如何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他同時強調了科技的重要性，因為科技會影響對外貿易、貨幣定價權和國際化等，所以上海應為企業研發投入創造更好的環境。

浦發銀行戰略發展執行部總經理李麟認為，如何看待制造業及創新的作用，是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就解決了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方向和重點。

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研究院副院長朱華友認為，制度的集成應優先于制度的創新，制度創新可以是制度集成后的自然而為。他認為海南和上海有巨大的合作空間。因為上海和海南都有共同的使命，即為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探路，進行重要的壓力測試。在很多方面，雙方可以互相學習借鑒，或者說互相促成，比如人民幣的跨境自由流動的方式等。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肖耿強調，離岸金融制度體系對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這方面需要香港、深圳、海南，還有上海攜手共同合作，要把香港以港幣為基礎的離岸國際金融體系，轉變成中國自己的既安全又有規模效應的平臺，并且具備系統集成的效應，以致將來成為國際金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平臺。

在下午的“專題二：從全球合作的視角看綠色金融”討論中，有五位專家學者進行了演講。

國家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劉勇做了題為“對我國雙碳目標的思考與對策”的演講。他指出，中國的碳排放呈現出總量大、人均不高的特點，能源結構為缺油、少氣、富煤，所以中國在處理“雙碳”過程中要統籌、有序，不能搞大躍進、運動式減排。碳達峰的重點是碳中和，碳達峰的方式可以多管齊下，要始終堅持發展高科技來實現雙碳目標。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潘家華教授在線上做了題為“碳中和，我們差錢嗎？”的演講。他認為，發達國家原來承諾的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碳融資援助沒有到位，存在著很大的資金缺口。但在中國國內，我們要想實現“雙碳”目標并不缺錢，因為很多原來不同領域的投資都可以轉化為“雙碳”目標的資金來源。

中金公司首席宏觀分析師、董事總經理張文朗做了題為“布局碳中和”的演講。他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碳減排、碳達峰、碳中和這些目標對投資所帶來的變化：能源變“輕”了，金融變“重”了，商品“再生”，區域“重塑”，我們衣食住行用消費都要實現“低碳化”。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副行長張文才在線上做了題為“金融機構在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中的作用”的演講。他探討了金融機構在實現“雙碳”目標中應該發揮的功能和作用，不僅是提供綠色信貸，而且在很多層面都可以有所作為，包括制定標準、參與綠色融資的國際合作、培養客戶綠色方面的規制和理念。

海通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孫明春在線上做了題為“歐洲碳市場定價機制對我們中國的一個啟示”的演講。他詳細分析了目前最成熟的歐洲碳交易體系。他認為中國的碳交易體系需要抓緊改善改進，應引入更多品種，允許更多的交易主體參與，可以考慮發展碳交易的衍生品市場。如果出現碳價低迷的情況，我們也應該向歐盟學習，不要行政干預，而是采取基于規則的價格調整機制。

在下午的“專題三：中國如何積極參與對發展中國家減緩主權債務？”討論中，有六位專家學者進行了演講。

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朱雋司長在線上發表了題為“對我國如何參與發展中國家主權債重組的幾點看法”的演講。她指出，當前國際主權債務重組面臨一系列挑戰，一是隨著中國等新興債權國的崛起，巴黎俱樂部逐漸邊緣化；二是未能有效確保私人部門債權人參與債務重組；三是緊靠減債無法解決低收入國家的困境，還需提供發展融資等。在這種情勢下，朱雋司長進一步指出，中國在參與本輪國際主權債務重組過程中，要堅持多邊協調的原則，這有利于確保各類債權人與我國共同參與、共擔風險，也有利于對債務國建立有效約束機制，并可以有效避免債務國在減債程度上的相互“攀比”。

中國國際金融30人論壇成員、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在線上發表題為“構建主權債務重組的上海模式”的發言。他指出，目前全球比較通行的主權債務模式中，哪怕很大程度上盛行，但是對中國來說可能不那么適用。我們形成主權債務的國際背景、業務模式跟西方過去形成的不一樣，有必要考慮構建符合中國目前、尤其是與“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相適應的主權債務管理和重組機制?；诖?，他認為可以構建主權債務重組的“上海模式”，作為現有國際主權債務重組機制的集大成者，其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著眼于全球化格局的調整，圍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強調債務可持續，針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國家，幫助他們實現可持續增長、擺脫貧困；二是著眼于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圍繞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更好支持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布局生產，推動供應鏈調整、產業結構升級和價值鏈躍遷；三是圍繞“3060”目標，強調ESG投資，兩年前我們就已經開始倡導“一帶一路”綠色投資，推動發展中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綠色可持續發展；四是圍繞人民幣國際化，強調本幣優先、本幣主導，更多使用人民幣、特別是人民幣證券化產品推動實現主權債務重組優化，可支持這些債務國家發行人民幣主權債推動債務的重組和可持續。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發展合作研究院院長黃梅波做了題為“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債務融資及其可持續性”的演講。她從中國對非洲融資的角度指出：首先，鑒于目前我們的對非貸款主要來源于政府注資或者政府擔保下的債務融資，渠道相對單一，風險補償機制還需要加強。在這一方面政府方面需要完善對非的融資的框架，建立對非的融資立法。第二個方面協同建立債務的解決機制，推動債務問題的有效管理?，F在倡導的就是要堅持多邊協調，積極與IMF、世行、G20，甚至跟巴黎俱樂部建立有效的溝通，落實緩債機制，建立債務解決總體的框架。最后，不管是從全球經濟的發展，還是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國際發展融資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這個發展融資的提供是必要的。我們仍然需要拓展發展融資的來源，但是可以優化融資的合作，推動融資的可持續性。融資主體不僅僅是援助，不僅僅是開發性金融，或者國際發展融資，還應積極探討把私人資金引入到國際發展融資這個渠道里面。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淵在線上做了題為“對國際債務協調機制的一些觀察和思考”的演講。他認為，解決問題的理念應該是規則。投融資的規則推到國際上，包括我們適應它的過程，它是商業化的過程，它首先是一個治理的過程，而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大家互相適應的過程?，F在國際規則中有合理的地方，像國際多邊開發機構的風險緩釋機制，做得好的，可以把損失降低到一半甚至更多。我們也有一些做法，是需要完善的。比如項目的遴選、國別診斷和國際項目庫，需要有一些商業化的理念，不光是說錢多來推動規則。撬動規則要有具體的抓手。比如，歐洲國家在參與非洲國家投融資的過程中，有一些標準的合同，這個標準的合同有英國格式，有法國格式。標準合同就是我們投融資合同的抓手，在落實的過程中非常重要?，F階段，中國有一些不太適應規則的地方，我們要先調試，然后再塑造投融資方面的影響力。具體可以在提升采購的透明度和在獲得社會許可方面發力。

最后，社科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理事長張宇燕在線上做了題為“通脹預期與債務”的總結發言。他認為，從全球經濟治理的角度看，債務問題今天已經成為了一個典型的全球問題，它的影響范圍是全球的，也不是某一個國家能夠解決的。全球治理從本質上講就是一套規則體系?，F有規則中，有些是中性的，有些是非中性的。在債務問題解決中，包括債務重組、緩債、減免等等，我們要尋求中性規則的確立，拒絕或者拒斥非中性的規則。規則體系的設計，需要特別關注一個大背景——大國博弈，規則的設計方案可以有一個頂層設計，也要和中國對外開放大的方針政策，特別是金融制度的開放結合到一起。

責任編輯：Rach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