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015年末，根據銀監會發布的2015年主要監管指標數據顯示，商業銀行業全行業不良貸款率1.67%，連續10個季度呈上升趨勢。業內人士預期，銀行不良貸款上升仍未見頂，銀行資產質量將持續承壓。國際主流評級機構也持續調低了我國銀行業的評級與展望。本文針對當前社會對我國商業銀行資產質量及不良率的關注和憂慮，從宏觀因素、經濟運行周期、信貸政策、地方債務以及房地產景氣度多個層面分析與銀行資產質量的相關性，以及做出經濟發展新狀態下對中長期不良率的預測。

一、我國銀行業資產質量的主要影響因素

（一）影響銀行業資產質量的宏觀因素

經濟周期與銀行業資產質量相關度很高，經濟增長與銀行的資產不良率呈負相關，這一規律在出現經濟危機時表現尤為突出。根據數據顯示，在經濟快速下滑階段，單位GDP的變化將引發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反向變動0.5%左右。比如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美國經歷過3次經濟調整，分別是：（1）1989—1991年，美國經歷了2年的經濟衰退，GDP增速由3.8%下滑至-0.6%。商業貸款（主要是商業和工業貸款）的不良率由1989年第三季度的1%上升至1991年第三季度的1.7%；（2）2000—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令美國經濟增速由4.8%快速下滑至0.2%，不良率由0.6%升至1.1%；（3）2008年以來的次貸危機，美國GDP的增速從2007年末的2.3%下滑至2009年中期的－4%，其不良貸款率上升超過2個百分點。再如日本，在歷經上世紀80年代的泡沫后，其不良率是從1992年開始暴露，2001—2002財年間日本的GDP增速從2.6%降為0.8%，不良率從6.8%升至8.6%。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香港GDP的增速由7.2%快速滑落至－8.1%，其間銀行業的不良率由2.1%升至最高時的10.6%。相比較而言，泰國、韓國、菲律賓等國家銀行業的資產質量對GDP增速下滑的敏感度高于發達經濟體。造成銀行資產質量與宏觀經濟呈負相關的根源和信貸本身的屬性相關。因為信貸規模有順周期性擴張的特點，貸款規模與經濟增長呈同周期的變化，兩者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57。在貨幣供應提速、信貸大量投放的過程中，起初企業償付能力因充裕流動性有所增強，但持續寬松環境容易激勵企業高估投資需求而過度負債。當最終信貸資金失去實際項目支撐，流入資產交易環節階段，此時如銀行的信貸發放一旦收緊，則企業勢必面臨資金斷鏈的壓力，由此引發銀行資產質量出現惡化。

因此，信貸規模的增長就與隨后的不良資產率成正相關，即經濟景氣時期所發放貸款的違約率要高于低信貸增長率時期發放的貸款。經濟的后景氣時期，企業償債能力的下降勢必帶動銀行資產質量下降。從全世界銀行業出現信貸資產質量惡化的過程看，幾乎都是資產價格下跌造成銀行信貸資產質量的惡化，其表現為泡沫破裂、資產貶值、流動性緊張等，并且無論這些資產是有形的（房產、土地）還是無形的（專利、股權及其他衍生品等），最終都表現為在短期內無法有效處置清收，使償付壓力傳導至銀行端，由此形成金融體系危機。比如日本、香港、美國分別出現的房地產泡沫帶來的金融危機：

1．日本銀行業在20世紀80年代經歷了強勁的增長，1980—1989年間日本金融機構的信貸余額年均增長11.4%。其信貸擴張主要投放于房地產業（包括房地產貸款和按揭貸款），這十年間日本房地產行業的投資平均增速高達21.6%，占同業固定資產比例達55%。而后期日本房地產業出現崩潰后，銀行的房貸資產質量迅速惡化，最終造成整個日本經濟陷入全面衰退。

2．我國香港自1985年起房地產市場開始復蘇，到1997年房產泡沫破滅前房地產價格累計上漲近10倍。然后從1998年到2001年間，香港房地產價格指數累計下跌30%，引發香港房產按揭的違約率從0.2%上升到1.4%，由此導致大量負資產人士產生，同時造成香港的房地產市場進入持續6年的調整期。

3．美國次貸危機期間，美國銀行業的資產質量壓力自CDO等衍生品向一般生產領域蔓延。2005—2007年，美國的房地產價格下跌30%，而利率從2.25%上升至4.25%，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房地產的止贖率從1.5%上升到2.84%，上升幅度達80%，最終美國最大的四家銀行在2008年度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中，有超過一半的計提損失是用于覆蓋居民消費信貸的損失，而這部分損失主要是住房按揭貸款的違約。

（二）我國的經濟運行周期與銀行業不良貸款的關系

最近20年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形成階段主要體現為兩個高增長期：第一個高增長期是1991—1993年間。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率從1990年的10%上升到1992年的15%，到1993年急升至20%；第二高增長期是1997—1998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再次急劇上升。1998年中期，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約占全部貸款余額6.6萬億元的25%。到2000年，4大國有銀行的不良率進一步飆升至30%以上，當然造成這種惡化局面的根源與當時銀行業的體制有關，即銀行業貸款發放的原則是受計劃經濟體制的政策性干預為主。

從2000年末到2011年，隨著銀行業體制改革的實施，及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后，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的總余額和不良貸款比例開始保持“雙下降”趨勢。而2004年由于宏觀調控，中國銀行業也曾經出現一個不良的微增期，但因為同期不良貸款的剝離一定程度上掩飾了不良貸款的微增。另外一個不良貸款的微增期是2008年末，不過由于2009年我國實施寬松貨幣政策，由此使不良的微增很快得到逆轉。

從2014年至今，全球經濟增長普遍放緩，大宗商品持續暴跌，金融危機影響還沒有完全過去。由于2015年國內經濟增速明顯下降，我國開始了新一輪的降息、降準通道，實行了較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應對經濟增長的下滑。銀行業不良貸款增長較快，不良率已達2%左右水平，這主要是由于GDP增速下降，經濟發展切換到新狀態有關。截止到2015年年末，中國商業銀行不良余額為1.27萬億，不良率1.67%，較2014年度上升0.42個百分點，加權平均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0.91%，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1.31%，分別較2014年底上升0.35和0.55個百分點，資本充足率13.45%，較2014年底上升0.27個百分點，貸款損失準備金余額2.39萬億元，撥備覆蓋率181.2%。從上述數據中可以看出，我國銀行業雖然受國內經濟周期影響，有較大經營壓力，但最近仍處于平穩健康的運行態勢中。

我國銀行業的資產質量與宏觀經濟波動的歷史經驗數據顯示，我國每單位GDP的下降會導致銀行信貸不良率提升0.35—0.5%，當經濟增長速度低于6%時，銀行業的不良資產會出現較明顯上升，所以，影響中國銀行業資產質量結構的制約因素之一是經濟的增長情況。

（三）實行緊縮的信貸政策對銀行資產質量的影響

雖然中國資本市場在最近10多年得到了長足發展，但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仍在我國占據主導地位，占社會融資總規模的50—60%之間。如果過度依靠銀行信貸解決融資問題，會增加銀行的系統性風險和不良債權產生的可能性。這10多年以來中國銀行業相繼實施過3次緊縮的信貸政策，這種信貸緊縮同樣對銀行業的資產質量形成了壓力。如2004年，M2的同比增長由年初的19.6%下降到14.6%，回落5個百分點；M1的增速由年初的18.7%下降到13.6%，回落5.1個百分點；結果銀行業的不良貸款在第三季度出現反彈，扣除當時銀行業因股份制改造而大幅剝離不良資產的因素后，實際全行業的不良總額上升近4000億元。正常而言，信貸增長與貨幣供應量如果持續收縮，會對銀行業的資產質量產生負面影響。

（四）地方債務對銀行資產質量的影響

地方債務不良爆發是社會上看空銀行業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我國的基礎項目基本是由政府財政支出來負擔，從而形成了政府融資平臺借款。在財政政策實施擴張階段，信貸資金的財政化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社會貨幣需求量；當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增速下降，那么財政支出增速也勢必下降，這樣原有借貸關系下形成的政府債務就會進入風險高發期。但實際上，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政府債務很難出現大的違約問題。

我們的礦山、資源、土地、公共設施等都屬于國有，假設政府在地方債償還上出現有風險的傾向時，政府可以通過“國有資產”轉讓來償還拖欠銀行的政府債務，這點我們是有優勢的。所以，特殊的國情決定了我們的地方政府債務在償還上出現違約的概率幾乎為零。當然，從表面上看，我國政府對地方債的處理也有自己的方式，因為影響地方債償還的主要因素取決于財政收入的增速、融資成本與支付的現金流等幾個方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風險還可以隨利用借款重組、展延期限等方式來解決，這樣地方債的償債現金流壓力也沒有大的影響。再有，此前財政部消息顯示，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元，兩項合計，全國政府債務26.66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9.4%。加上地方政府或有債務（即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按照2013年6月國家審計署匡算的平均代償率20%估算，2015年全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將上升到41.5%左右。上述債務水平低于歐盟60%的預警線。

（五）房地產發展景氣度下降對銀行資產質量的影響

爆發房地產貸款風險是社會上看空銀行業另一個重要原因。房地產市場稍微出現一點動蕩，就會出現房地產貸款會不會成為壞賬的擔憂。其實中國銀行業對房地產貸款的依賴程度遠低于國際大型銀行，同時國內房地產貸款的質量更是遠好于國際大型銀行。截止到2015年底，四大國有行的個人住房貸款合計10.07萬億，中小股份制銀行的個人住房貸款總規模大多是在千億、百億級別上，而各銀行統計的房地產貸款不良率都處于較低水平，平均為0.2-0.4%之間，遠遠低于全部貸款的不良貸款率水平。

從各商業銀行總的貸款結構看，房地產業貸款和個人住房貸款合計占全部貸款的比例為30%左右。而在全球范圍內，由于全球制造業貸款的需求有限，國際大型銀行的房貸結構普遍是以房地產貸款為主，其貸款規模和占比均遠高于國內銀行，如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富國銀行和摩根大通銀行4家美國最大商業銀行的房地產貸款余額是13000億美元，占這幾家銀行全部貸款額的40%。而富國銀行的房地產貸款余額占比更是高達60.3%。摩根大通銀行的房地產業不良貸款有28.56億美元，不良貸款率高達5.35%；富國銀行的房地產業不良貸款為81.18億美元，不良貸款率達6.22%，這遠遠高于國內銀行業房地產業的不良率。美國銀行業高居不下的不良率，在經歷2008年的次貸危機后，這些大型國際銀行也沒有出現什么大的問題。

二、對我國銀行業中長期不良率的預測

社會上對銀行業的壞賬關注度如此之高，主要是源于中國銀行業在計劃經濟時代產生了大量呆賬和壞賬，這些不良貸款幾乎拖垮了中國銀行業。以至于到了20世紀末期時，中國銀行業里處于絕對壟斷地位的四大國有銀行，其平均不良貸款率高達30%，甚至40%，這其實已經處于破產境地。隨后中國銀行業進入了以中國政府主導的銀行體制改革軌道，1999年底相繼成立4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接收從4大行剝離出來的不良資產。此后，四大行和政府共同努力，終于將中國銀行業從破產境地中挽救出來。而這一切僅僅是十幾年前剛剛結束的一幕，其影響一直沒有得到有效消除。

（一）中長期不良率產生的歷史原因

中國銀行業為什么在歷史上產生不良率高達40%的呆賬、壞賬？其實這和經濟體制有莫大的關系。從建國初期的1953年到1979年，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國民經濟計劃體制，當時的中國銀行業實行“統存統貸”的銀行信貸管理模式，即使企業已經瀕臨倒閉，甚至早已資不抵債，但政府仍然授意放款，銀行就要責無旁貸的實施貸款劃撥。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隨我國宏觀經濟結構的改變和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銀行資金的計劃管理方式并沒有被取消，而是在信貸資金集中規劃的前提下，建立總行與分行的二級管理結構，賦予地方銀行若干資金管理權限，以達到調動地方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1985年開始實行“統一計劃，劃分資金，實貸實存和互相融通”的銀行管理模式。各商業銀行成為獨立的經濟單位和自負盈虧的商業性機構，商業銀行與央行之間的無償資金調撥管理被有償資金借貸關系所取代。由此商業銀行在資金的使用方面才有一定的自主權，但央行仍采用信貸計劃的方式對商業銀行的資金投放目標（規定貸款方向和結構）與數量限制（限定貸款規模）進行控制。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上述信貸管理模式已經落后于現實需要，為此，1997年底央行頒布《關于改進國有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管理的通知》，決定從1998年起取消對國有商業銀行貸款限額的控制，在推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的基礎上，實行“計劃指導、自求平衡，比例管理和間接調控”的新管理體制。自此，央行對商業銀行不再下達指令性貸款計劃，而改為按年（季）下達指導性計劃，以此作為央行宏觀調控的監測目標。從上述銀行信貸管理的改革進程可以看到，雖然中國的商業銀行在改革初期就率先獨立出來，但實際上長期以來這只是流于形式，實際在信貸管理上一直受到計劃性制約。由于政策性及政治性原因，國有商業銀行的大部分貸款是流向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效率普遍低下，使得中國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巨額的呆賬和壞賬，不良貸款率高達30—40%。

當時對于中國銀行業出現大量呆壞賬原因的研究也十分豐富，大部分文獻資料是將其歸結于銀行和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問題。當時一些有影響力的觀點指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型經濟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預算軟約束的根源在于這些有軟約束的企業承擔了某種政策性負擔，當出現政策性的虧損時，理所當然地可以將投資、經營失敗的責任推卸到政府一方，政府對此虧損負有責任，只好給予補貼。在這種體制下，因為激勵不相容，企業會將所有虧損，包括經營性虧損和政策性虧損，都歸因于政策性原因，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政府分不清這兩種虧損的差別，只有都給予補貼，于是產生了預算軟約束的現象。

而在于當前，社會上普遍對銀行業呆賬壞賬的產生根源在認識上存在誤區，認為這一定是銀行業在貸款管理上有重大問題。比如在管理上實施了不合時宜的粗放經營，同時加上對宏觀調控負面影響力的擔心，以及對地方債、房貸等各種貸款主體出現的問題預期，于是在心理上開始質疑中國銀行業會不會再重現15年前的狀況。但從歷史上呆壞賬的成因分析，說明了這些呆壞賬產生的根源很大部分是政策性及政治性原因所導致，比如工資貸款、安定團結貸款及各種救助性貸款。

2005年后，各商業銀行真正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營模式，商業銀行對貸款企業的資質審批及放貸后的監管都日趨緊密，并且責任到人。所以2005年以后新發放的貸款里，成為呆壞賬的比例已經極低，銀監會每年都對新增貸款的不良率進行跟蹤，同時各商業銀行自身也嚴格控制不良率，每年都對不良率指標做硬性規定。在多管齊下的整治中，中國銀行業貸款的不良率逐年下降，此前已經連續保持10年連續下降的記錄，2013年度稍有反彈，2014年至2015年，整個銀行業不良率有加速上升趨勢，整個銀行業總的不良貸款率也接近2%，但仍低于世界1000家大銀行3%的平均不良率。

（二）新時期對于不良率的測算與判斷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狀態，實際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但仍缺乏經濟大幅波動的情景數據，因此很難直接得到GDP增速持續下降時企業信貸違約的實際數據，只能通過與經濟發展有關的預警指標，如經濟增長減速、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下降、財政狀況惡化，預測銀行資產質量變化因素，然后通過情景模擬和測算中國銀行業不良率的變化區間，也就是對銀行業進行壓力測試。之前監管部門曾對銀行業進行壓力測試，測試結果顯示在中性情況下，以“十二五”期間GDP為8%增速和不良資產率對GDP彈性按0.4的相關系數做測算，當GDP增速下降2.5個百分點時，銀行業的平均不良貸款率上升幅度約在1%至2%左右。如果伴隨經濟結構的調整，假設GDP增速長期下降致7.5—6.5%的區間，商業銀行的不良率長期均衡水平有可能達到2%—3%，也即不良率上升的幅度取決于經濟調整的力度及速度，實際上，我國經濟增速的常態分布區間就是這一區間。

綜上，利率市場化、地方債、房地產貸款對銀行業的影響都不大。2012年度中期，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2）》首次披露了中國銀行業壓力測試結果，兩項壓力測試均表明中國銀行業運行總體穩健，對宏觀經濟沖擊的緩釋能力較強。該報告稱，我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和資本充足水平較高，以17家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銀行體系對宏觀經濟沖擊的緩釋能力較強，總體運行穩健。

這次測試主要是針對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包括“整體及重點領域信用風險敏感性壓力測試”和“宏觀經濟情景壓力測試”，測試對象包括國有的工行、農行、中行、建行和交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測試對象包括招行、浦發、中信、興業、民生、光大、華夏、廣發、平安、恒豐、浙商和渤海銀行17家商業銀行，截至到2011年末，這17家商業銀行的資產總額占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的65%，具有極強的代表性。

針對這17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測試，最終的測試結果是：“整體及重點領域信用風險敏感性壓力測試”方面，在整體不良貸款率上升400%的重度沖擊下，銀行體系的資本充足率將從12.33%下降至10.89%。其中、大型商業銀行下降1.63個百分點，股份制商業銀行下降0.92個百分點。而對于其他9個重點領域信用風險敞口，在輕度、中度和重度沖擊下，銀行體系的整體資本充足率均可以繼續保持在較高水平上，即使遭遇重度沖擊，中國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也不會低于11.15%。

測試項目中的“宏觀經濟情景壓力測試”，是主要針對GDP增長率、M2增長率和CPI漲幅3個指標進行考察，測試結果是：在GDP增長率降至8%的輕度沖擊下，整個銀行體系的資本充足率將下降0.42個百分點；若GDP增長率降至6%和4%，整個銀行體系的資本充足率也僅會下滑0.86和1.68個百分點，不良率在3%-4%之間，銀行業可以輕松應付。當然，如果在經濟增速下滑、實體經濟發展相對乏力的背景下，銀行業也應加強對房地產行業和地方平臺貸款的風險防控，并對銀行表外理財等領域的風險和客戶集中度風險加以關注。

綜上分析，在未來新狀態下，中國銀行業通過轉型與加強風控，以時間換空間，資產中長期不良率將控制在5%以內，很難重現上世紀90年代計劃經濟體制下銀行業資產高不良率現象。

文章系作者投稿，文中內容不代表中國電子銀行網/半刻金融app的觀點和立場！

責任編輯：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