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學界對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學術思想研究頗多，但對其金融思想卻未予以足夠重視。事實上，梁啟超不僅擔任過民國政府的幣制局總裁、財政總長等職，還在這方面做過深入研究并發表過不少言論與文章。在其留下的海量文存中，專門談財政與金融的就不下五十篇，不乏真知灼見，顯示了其對現代金融制度與功能的深刻理解，被稱為“中國現代財政金融改革的首席設計師”。

引入“金融”一詞的國內第一人

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廣東省廣州府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今江門市新會區茶坑村）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飲冰室文集》等。

梁啟超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秀才，以士紳身份參與鄉政，在當地頗具影響。他自4歲起居家就讀，不僅從父輩處學到了傳統的文史知識，還聽到了許多悲壯激昂的愛國故事；17歲中舉后師從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維新變法前，梁啟超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后領導京、滬強學會，與黃遵憲合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主講，并著《變法通議》為變法作宣傳。變法失敗后，梁啟超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積極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并繼續倡議“詩界革命”，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后，其一度入袁世凱政府，但堅決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1917年辭去政職后主要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化教育，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

其他暫且不論，就拿“金融”一詞來說，國內最早使用其寫作的就是梁啟超。緣起1902年他在《新民叢報》開辟問答專欄時，一位“東京愛讀生”讀者來函提問：“日本書中金融二字其意云何？中國以何譯之？”梁啟超答曰：“金融者，指金銀行情之變動漲落，嚴氏《原富》譯為金銀本值，省稱銀值……”這一解答雖不盡準確，“金融”并非“金銀行情之變動漲落”，但他是第一個論及“金融”的國人卻是無可置疑的。并且，他認為“金融”一詞勝于嚴復創造的“同義”新詞，故可直接沿用，若當時他另造一詞，可能今日也就無“金融”一說了。

進一步來看，梁啟超在財政與金融改革上亦有篳路藍縷之功。早年間，他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清政府腐敗統治所造成的經濟頹廢與財政危機，從振興民族的立場出發，堅持“洋為中用”，學習西方發展農工業生產、舉辦公債等成功經驗，研究貨幣的職能與歷史，考證中國古代的幣材，并設計和闡述一系列財政改革方案，試圖扭轉當時的經濟金融危局。辛亥革命后，他又深入研究了幣制和金融政策以及銀行制度與紙幣發行等，并更加系統地提出了以金融為核心，經濟、財政、金融一體化的改革建議，歸納起來就是整頓賦稅、改革貨幣制度，建立現代銀行制度，舉辦和利用公債及改革財務行政等幾個方面。

除了“坐而論道”外，1914年他擔任熊希齡內閣的造幣局總裁后終于有了實踐機會。在其主導下，持續鑄造了十億多枚的“袁大頭”，有效驅逐了各種劣幣，事實上統一了貨幣。直至1917年段祺瑞組閣他才當上財政總長，不料段祺瑞只是想利用其聲望籌措軍費，加之各省軍閥割據，尾大不掉……四個月后他便黯然離去，心中規劃的改革大計和政治生涯也從此畫上了句號。值得一提的是，其間他還積極推動中國銀行的重組，對其科學治理乃至中國銀行業的現代化都是功不可沒的。

傾情書法 “一天常盡二十紙”

康有為與梁啟超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云人物，二人還有師生之誼?？涤袨樯脮◤V為人知，尤其他寫的那本書法理論專著《廣藝舟雙楫》轟動一時。其實，梁啟超亦精書藝，這點很多人卻不清楚。

清代中晚期也是中國書法的一個復興期，大量金石碑版的出土給以館閣體為主流的書壇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氣。特別是阮元、包世臣、張裕釗、康有為等人的積極倡導和身體力行，使碑學盛行。兒時的梁啟超為求功名自然不能免俗，對歐陽詢、“二王”一路的書法著實下過一番苦功。有一次他在粵秀山“三君祠”看到陶浚宣寫的一副魏碑對聯后，頓時被這一全新的書風所吸引，便萌發了追陶習碑的念頭。但由于那時他年紀尚小，功力不逮，對魏碑、隸書等雖有接觸卻終難深入。一直到他18歲那年，經同窗陳千秋引薦，拜在康有為門下，學識、書藝方有大進。

彼時國家形勢風云變幻，康梁一幫知識分子正為變法圖強而奔走吶喊，自然對書法不會太“用心”。應該說，梁啟超第一次系統研習書法是在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期間。他在日本一住就是十多年，常抽余暇“馳情柔翰，遍臨群碑”。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啟程回國前夕，梁啟超還特意抽時間臨寫了一通《張猛龍碑》?？梢娖鋵ㄓ绕涫菍ξ罕畬W習的熱情。

梁啟超于書法進益的第二階段則是其歸國后。雖即刻卷入了紛繁復雜的政治活動之中，但卻未放棄書法。這一時期，除治事之外，梁啟超多以作書自娛。他曾寫信請朋友代購《史晨碑》《乙瑛碑》《東海廟殘碑》《嵩高靈廟碑》《鄭文公碑》《蘭亭序》等十幾種漢魏碑帖，并從《禮器碑》入手學習隸書。心情好時，每天三四小時見客做事，三四小時寫文章，其余時間全用來練字，且無絲毫厭倦之意；心情不佳時，也以寫字排遣煩悶，且比以前更加勤奮，“一天常盡二十紙”。

第三階段則是在梁啟超退出政壇后。他將大量時間用于鉆研書法，特別是魏碑的臨摹與創作。1925年正月前后品題碑帖之興大發，他對150余件漢魏碑拓進行題跋，內容涉及金石鑒定、歷史考證、藝術品評、風格淵源等各個方面。這些題跋也成了研究書法史的一項重要材料，引起許多專家學者的注意。

觀《流沙墜簡》 開書法創變路

關于梁啟超書法，有人贊其隸書，有人夸他楷書；有說其學碑，有認為他取帖……但都沒有談到核心——其書法的創新性何在。

梁啟超的魏碑作品早期多以《張猛龍碑》《張黑女墓志》樣式出現，間或有李瑞清、陶浚宣的影子，直至50歲左右方顯質的變化：起筆雖仍以方筆為主，但運筆沉穩、方圓結合、變化豐富，結體更是別具一格，走向鮮明、成熟的自家風格。特別是題跋類作品，雅化意識更是明顯。他的這一創變思路來自《流沙墜簡》。該簡的問世不僅改變了當時人們對于文字史、書法史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為書家的創作創新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策略，即用帖的細膩、精致來破解碑的荒率、粗野。梁啟超尊碑絀帖的書法觀念也隨之改變，不再堅守康有為的碑學至上論，在實踐中還大膽地將“二王”與《張遷碑》融合一起，開啟了新的書風。

梁啟超的書法隨著歲月推移，逐漸顯示出其獨特的價值與魅力：他開創了一種既非楷書亦非行書，又非純粹魏碑；既巧妙地融合了篆、隸、楷、行、草、章等多種書體，又恰到好處地糾正了碑書粗率之弊的“梁體”。雖無康（有為）書之魄大雄偉，但神采奕奕，溫文爾雅，如見其平易近人學問淹貫之風采。遺憾的是，正當他的書風趨于成熟、邁向巔峰時卻戛然而止（57歲辭世）。原故宮博物院院長、西泠印社社長馬衡對他的書法推崇備至，稱其“晚清以后殆無有出其右者”。

他還是中國第一個用西方美學理論來闡述書法的學者。1927年，其在清華大學教職員書法研究會上作了題為《書法指導》的講演，指出中國寫字之美是獨特的民族之美，總結出書法有線的美、光的美、力的美、個性的表現等諸要素，闡述了“計白當黑、協調統一、不可重復性”等理念，并提出“各種美術之中, 以寫字為最高”的結論，頗具國際化視野，比那些傳統的心得式、體悟型的書論無疑要高出許多，也為日后書法成為一門現代學科奠定了學術基礎。

那個時代，最大的不變就是“變”。梁啟超生于清朝、民國過渡的大變局時代，無論是與康有為的分道揚鑣，還是政治立場的多次轉變，抑或是文藝思想的前后不一，皆體現出其理性、善變的特質，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以今日之我攻昔日之我”。

（作者系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

責任編輯：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