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傳最高法給廣東省高院的《關于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適用范圍問題的批復》自在坊間傳播以來，金融、法律領域的多位資深從業者與颯姐私信談自己的觀點，甚至有朋友將颯姐2020年在杭州某論壇用的PPT找了出來，當然還有法律圈的非訴律師做了詳細的法律匯編和梳理，以證明小貸公司并非真正意義上的金融機構。感謝大家愿意與俺探討這一話題，今天颯姐簡單回應一下，畢竟年底案子多，真心忙。

第一，小貸公司因身份問題，受過委屈

在媒體老友的提醒下，颯姐發現了最高院給廣東省高院的這個批示，第一時間寫了一篇《媳婦熬成婆，小貸終確認金融機構身份》，由于發布快，受到財經媒體的喜愛。其實，颯姐有私心，在這些年參與立法立規的過程中，經常與處長們和教授們打交道，公開或私下場合，都有個別朋友表達了對小貸公司卑賤出身的“有色眼鏡”。地方上批的+以民間資本為主+沒有正式金融機構身份，讓小貸公司在法律法規醞釀之初就不被重視。甚至有人斷言，LPR 4倍之后，小貸會繼P2P網貸之后湮沒在歷史塵埃里。

作者走訪了幾個省市的小貸協會，與小貸行業的從業者促膝長談，我發現他們真的在促進地方毛細血管輸血方面做出了貢獻。對于扶植地方企業，解決企業燃眉之急還是有正面作用的，不宜“一刀切”。倘若真的要按照民間借貸法律關系繼續對待小貸行業，從成本角度看，這個行業大多數小貸公司真的會死。鑒于此，颯姐確實在不同場合，官方或民間都在為小貸行業說話，力爭給這個行業一點空間，幸而發現最高法的批復，如獲至寶，積極給小貸坐實金融機構身份。

第二，小貸是否為金融機構的判斷，應考慮市場主體之真實訴求

坐而論道，不如到實踐里來，看看刑事司法領域、民事司法領域對于小貸公司的法律定位到底是什么。

有位金融學博士找颯姐探討，提及2020年作者在杭州某論壇對小貸公司的判斷，沒錯，我當時的觀點是：司法實踐中，無論刑事還是民事都沒把小貸公司當成金融機構，還是當做民間借貸法律關系進行保護。因此，小貸行業提出的“我們不一樣”，應該改為“我們都一樣”。我講的是實話，彼時確實司法機關就是認為：小貸公司的借貸關系按照民間借貸來處理，雖然這個觀點是值得商榷的（最終也真的被網傳的新批復給“商榷”了）。

對于法律專業之外的朋友，總有個誤解，一個名詞在法律上的外延是保持一致的。其實，法律是有細分領域+分位階的，相同的詞匯在不同位階和部門法里的內涵和外延不一樣。舉個例子，用“賣淫”舉例，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的理解和《刑法》中的理解不一樣，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到柏浪濤教授的音頻聽一聽，他的解釋更為生動有趣。也就是說，在不同部門法之間，對同一名詞的認識是不同的，而這個不同是被允許的，因為每個法的目的不同，規制的角度不同，實現的功能不同。就像“組織”這個詞，在不同語境下，不同文件里，不同社會生活里，內涵和外延是不同的。

颯姐認為，對于小貸公司是否被定性為金融機構，應當考慮市場主體的真實訴求，這不僅需要立法學知識，也需要解釋學知識，還需要平衡的智慧，不應刻舟求劍。

第三，法律對金融機構的特殊保護

誠然，翻開現行法律，我們會找到很多對金融機構的保護性規定，從刑法到行政法到民商法，這是現實，無需回避。

曾幾何時，信用卡詐騙罪成了各家銀行信用卡中心催賬的“法律技術”，被司法機關識破后，目前該罪名發案率驟然下降。還有違規設立金融機構的犯罪及行政處罰，也是相當嚴苛。騙取金融機構資金，還會享受特殊罪名的對待。應該說，我國法律對于金融機構的保護是多方位的，相對充分，而對民間借貸主體的刑法保護相對薄弱，最終在2020年8月20日將非法民間放貸認定成非法經營罪。

如上情況間接導致的結果是：小貸行業等7類地方金融組織，相較于銀行類金融組織而言，幾乎沒有較大競爭優勢，只在垂直細分領域在本縣城本城市內找機會（當然，地方金融組織就是要服務地方經濟，這也無可厚非）。同時，我們也看到了網絡小貸的興起，但其背景復雜，颯姐不做探討。

法律是上層建筑，是經濟基礎決定的。我們希望小貸行業等7類地方金融組織被司法上接受為“金融機構”后，結合《金融機構編碼規范》對于金融機構的規定，能夠讓小貸行業等與其他金融機構縮小因身份問題帶來的差距，更好地為地方金融行業做貢獻。

寫在最后

我知道讀者朋友很想知道到底什么情形下應當把小貸公司看成金融機構，要素是什么，標準是什么。說實話，颯姐認為這個結果是動態的，不精確的，但法律是成體系的，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平衡的智慧，也要考慮各方反彈的力量，現有信息不足以支撐颯姐給出結論。我只能說，在證據、法條解釋、法律政策的多重作用下，通過每個鮮活的案例，也許我們能夠得到很多判決結果，再把這些結果歸納總結，科學分析，吸納到新的司法解釋或立法中來，在實踐中尋求真知。

責任編輯：陳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