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們去銀行，手上拿的是紙質存折，存取都是現金往來，柜臺窗口前排著長長的隊；而今，人們習慣了移動支付，一個手機APP就解決了存貸匯，如果來到銀行網點，也只需在智能柜臺“刷個臉”，就能完成開卡、理財、轉賬、繳費等多項業務。

　　改革開放40年，人們充分享受到了銀行業改革開放釋放的紅利。銀行體系也從最初的大一統格局逐步發展成為多元化的銀行業金融機構體系，發展模式從最初的粗放式規模比拼，走向了如今的創新推動、精耕細作。

　　在并不久遠的上世紀90年代末，四大國有銀行還受困于1.4萬億不良貸款，曾被稱為“技術性破產”，但通過體制改革、財務重組、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掛牌上市，國有大行實現“脫困”并快速崛起。與此同時，一批股份制商業銀行陸續登陸境內外資本市場，又掀起了銀行業改革開放新浪潮，也標志著銀行走向公眾持股的現代企業制度深化之路。

　　這20年的改革波瀾壯闊，銀行業綜合實力大幅提升，抗風險能力不斷增強。在今年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最新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工農中建四大行仍然穩居前50名，交行、招行、浦發、興業、民生等銀行亦均在前300名之內。

　　如果說成功化解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躋身全球銀行業前列，是中國銀行業在十年前就已交出的答卷，那么如今的中國銀行業更多了一份責任與擔當。四大行已全部躋身巴塞爾協議Ⅲ的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之列，中國銀行業也從銀行間無序競爭、高風險運行走到有序發展、風險可控。

　　改革開放沒有終點，只有進行時。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面對新一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中國銀行業順勢而為，掀起數字革命，大力發展綠色金融，成為新時代金融業高質量發展的排頭兵。

　　創世紀：從“大一統”到“專行”再到“商行”

　　時間回到1978年，人民銀行剛剛從財政部獨立出來，那時的“央媽”既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又辦理具體的商業銀行業務，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機關，又是經營金融的經濟實體，“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

　　當改革的號角吹響，金融體制改革大幕緩緩拉開。1979年10月，鄧小平提出“要把銀行作為發展經濟、革新技術的杠桿，要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從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間，國有銀行改革開始起步，先后經歷了農行恢復、中行改革、建行獨立與工行分設，國有銀行破殼而出。其間，1983年9月，國務院作出《關于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決定》，央行制度框架初步確立。

　　從“大一統”到國家專業銀行基本框架確立，一開始四大國有銀行身上都擔負著專業經營的政策性使命，各有分工。

　　例如，農行的主要任務是統一管理支農資金，集中辦理農村信貸，領導農村信用社，發展農村金融事業；中行作為國家指定的外匯專業銀行；建行成為主辦固定資產投資貸款的專業銀行；工行承擔原來由中國人民銀行辦理的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

　　不過，隨著市場經濟改革進一步深化，新的問題接踵而至。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銀行在性質上應該屬于企業類型，即以盈利為目標，通過合法經營以收入抵補支出，努力實現利潤最大化。當我國經濟體制已從單一的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就在客觀上要求國有專業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革。

　　于是，中國銀行業改革更進一步，開啟了從專業銀行到商業銀行的再次轉型。一開始，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主，它們的改革目標主要集中在企業化經營或運營機制的轉換方面。四大行分工經營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出現了“中行上岸，農行進城，工行下鄉，建行進廠”的競爭格局。

　　與此同時，從1986年開始，以交通銀行股份制重組為開端，深圳招商銀行、中信實業銀行、深圳發展銀行、廣東發展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等一批商業性股份制銀行陸續成立。

　　在利益機制的驅動下，各專業銀行不僅突破了專業分工的界限，而且開始突破行業分工的界限，開始組建各自的信托投資公司、開辦大量的證券機構，并向房地產、保險、投資等領域拓展，形成了事實上的綜合經營模式。

　　1993年12月，《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提出：實現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分離，并將國家專業銀行辦成真正的國有商業銀行。至此，我國四大國有專業銀行的改革方向正式定位于商業銀行。

　　從一元銀行體制到多種類型銀行業金融機構并存，從銀行間無序競爭、高風險運行到有序發展、風險可控，中國銀行業翻開了歷史巨變的第一章。

　　躍谷底：借力AMC脫困重生，飛躍谷底股改上市

　　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并非一帆風順，有輝煌也有低谷。

　　事實上，前一階段國有專業銀行向國有商業銀行的轉變并不徹底，仍然存在著發展主要靠國家信用和行業壟斷、管理體制實行官本位等諸多問題。

　　亞洲金融風暴中的1999年，受困于國外金融劇烈波動與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雙重影響，國有商業銀行陷入資本金嚴重不足、不良貸款比例飆升的窘境，機構和人員臃腫、盈利能力和競爭力下降等問題也相繼暴露。1999年，受困于1.4萬億不良貸款的四大國有銀行進退維谷，處境艱難。

　　抱著壯士斷腕的決心，銀行業商業化改革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布局。1999年，國務院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相繼成立東方、信達、華融、長城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AMC），并規定存續期為10年，分別負責收購、管理、處置相對應的建行、中行和國開行、工行、農行所剝離的不良資產。

　　將四大行巨額壞賬剝離，使其成為干凈的“好銀行”,這是一場脫胎換骨的改革。

　　從不良泥沼中抽身的四大行，終于有余力將改革的重點聚焦公司治理的現代化，這也為后續上市騰飛蓄力。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秘書長、中國銀行業協會原專職副會長楊再平說，國有銀行改革是中國銀行業改革的主線和主戰場，其一是業務經營商業化和市場化，第二是公司治理現代化，二者缺一不可。

　　隨著2003年銀監會正式掛牌成立，對銀行業的監管由新成立的銀監會來行使，人民銀行不再肩負具體的金融監管職責，最重要的使命變成了維護金融穩定。至此，正式形成了由人民銀行負責貨幣政策，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實施分業監管的“一行三會”格局。

　　從危機中走出的四大行，在經歷了拆分、專業化、商業化的涅槃后，終于迎來了上市的小輝煌。

　　2005年10月，建行率先在香港公開發行股票。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行在香港聯合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先后公開發行上市；同年10月27日，工行實現A+H股同步上市。2008年10月農行股改方案獲批，標志著國有銀行改革進入收官之戰。

　　這是一場與自己的賽跑，中國銀行業在發展賽道上不斷超越自我。截至2018年三季度，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資產達264萬億元，是1999年的約16倍，是1978年的約1389倍。

　　乘東風：股份行快速崛起，走向公眾持股

　　事實上，比四大行更早上市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股份行的掛牌上市，成為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7年5月，深圳發展銀行以自由認購形式首次向社會公開發售人民幣普通股，成為中國第一家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行。1999年11月，浦發銀行成功在上交所掛牌上市，標志著中國股份行的快速崛起。

　　公眾持股對一家銀行的好處不言而喻，資本金進一步夯實、股權結構清晰、公司治理優化，為銀行業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新的支點，更為股份行自身注入了迅速擴展經營領域和規模的巨大動能。

　　事實上，上市后的股份行均呈現出資產規?？焖贁U張、負債結構優化、利潤高速增長、資產質量提高、盈利能力趨穩等特點，并實現了全國性甚至跨國的網點鋪設和業務經營等巨大變化。

　　以浦發銀行為例，截至2018年9月末，實現凈利潤432.07億元，資產總額60891.89億元，負債總額56271.55億元；相比上市之初，1999年12月末的數據顯示，浦發銀行實現凈利潤9.14億元。19年間，凈利潤增長了46倍。

　　數據懸殊的背后，是中國銀行業轉型發展的不斷創新和突破。無論從資產負債規模還是從盈利能力來看，如今的股份行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回顧股份行的發展歷程，在成立之初，不少銀行都起步于服務改革開放最具活力的地區經濟。

　　那時候，上海老百姓中廣泛流傳這么一句話，“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25年前，為了解決浦東開發開放和上海城市基礎建設的融資問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應運而生。同樣，為了開發深圳經濟特區，才有了今天平安銀行的前身——深圳發展銀行。

　　從中國改革開放最具活力的地方輻射到全國，從全國輻射到全球，股份行在迎來自身黃金成長期的同時，也實現著從“立足本地”到“輻射全國、走向世界”的蝶變。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進程的持續推進，股份行“走向世界”的腳步逐漸加快。包括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開展中外銀行間的深度合作；一些股份制銀行在境外開設分支機構，并購海外銀行，拓寬業務領域，提升跨境金融實力。

　　超車道：經受金融危機考驗，國際化突飛猛進

　　2008年一場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曾經叱咤風云的“大而不能倒”的華爾街五大投行幾乎全軍覆沒。中國銀行業在危機沖擊下，雖未獨善其身，但卻獨樹一幟。2008年中國銀行業利潤總額、利潤增速、全行業資本回報率三大指標名列世界前茅。

　　這讓危機籠罩下的全球金融業看到了一線生機，也為中國率先走出金融危機打下了扎實基礎。楊再平說，美國金融行業遭受重創時，中國的銀行業恰恰在全球范圍內表現良好，可謂“一枝獨秀”，這完全得益于中國改革開放。

　　金融危機前，由于國外銀行絕大部分財務狀況良好，不愿意接受被并購，即便有好的并購標的，也會面臨諸多競爭對手，中國銀行業很難對其實施并購。不過金融危機讓全球銀行業，特別是華爾街大銀行損失慘重，而中國商業銀行卻平穩度過難關，全球銀行業洗牌，為中國商業銀行的跨國經營帶來了良好契機。

　　雖然中國銀行機構已經做到規模足夠大，但更多是依托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和市場，真正面向全球客戶，為不同市場類別提供不同產品的國際化能力還有待加強。進一步加強對外開放，便成為突破藩籬的唯一選擇。

　　通過海外并購實現國際化經營漸成趨勢。經過多年探索，中資銀行的國際化理念正在發生改變，逐漸從設立海外分支機構、代理處轉向參股、并購海外銀行。這是中國銀行業國際化戰略突飛猛進的階段。

　　2013年9月“一帶一路”倡議正式提出，在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帶一路”倡議縱深發展等契機下，中國銀行業的國際化經營能力不斷提升，并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特征。中資銀行海外機構布局中，圍繞“一帶一路”的發展尤其迅猛，“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僅三年間，約22家中資銀行在全球63個國家和地區開設了1353家境外分支機構，其中五家大型商業銀行的境外機構數約為1279家。

　　與此同時，2013年9月，中國上海自貿區正式掛牌成立。包括中行、浦發、農行、上海銀行、建行、交行、工行、招行在內的8家銀行首批設立自貿區分行，率先推出具有自貿區特色的金融服務。例如，綜合運用FT賬戶服務，跨境資金池等各類特色服務，為企業提升結算效率，提高匯兌便利，降低融資成本。

　　“高速公路已經搭好，開什么車就需要機構來設計了?！蔽迥陙?，商業銀行在上海自貿區的改革試驗田中做了眾多有益創新和嘗試。楊再平說，在自貿區內可以做好最大限度的開放，包括貿易、金融領域，自貿區示范效應將成為改革開放新陣地、窗口和橋梁。

　　升維度：科技賦能，打造開放銀行

　　近年來，全球經濟正面臨以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重大機遇，創新驅動發展成為引領中國經濟加速發展的新動力。這其中，自然也有中國銀行業科技改革的影子。

　　從2012年開始，中國銀行業經歷了與互聯網金融同臺PK，“如果銀行不改變，我們就改變銀行”的“1.0時代”。隨后，傳統銀行如工、農、中、建與互聯網金融巨頭一拍即合，合作進入蜜月期的“2.0時代”。不過，實際上仍只有極少數銀行能夠主導與互聯網巨頭的合作。

　　為了擺脫單一渠道對自己發展的局限，銀行一面低調培育自己的內生科技力量，強調技術獨立，用活用好自己的數據稟賦，另一面不斷向外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打造開放式銀行，終于迎來了“無界開放銀行”的“3.0時代”。

　　目前，多家銀行紛紛釋放了打造開放銀行的信號。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業務三部主任楊彬認為，開放銀行有三個顯著的特點，即：秉承以服務用戶為中心的理念；通過API接口或SDK等技術實現銀行與第三方之間的數據共享；構建一個生態，聯合產品和服務提供方，滿足用戶的全部需求。

　　傳統銀行業一貫的優勢是信用風險管控，是流動性管理，是KYC（清楚你的客戶及其產品），是合規，是穩健，是品牌；是線下網點遍布全省、全國甚至境內外；是牌照賦予的存款吸收能力，帶來互聯網金融垂涎的資金成本，以及多牌照框架里的綜合金融能力（不少銀行集團同時具有券商、信托、基金、保險、金融租賃等多牌照）。

　　而互聯網金融和科技金融公司的生存邏輯，則是流量入口、獲客成本、線上場景以及深得客戶體驗優化之道的產品模式。

　　傳統銀行實施進一步金融科技賦能，已經初嘗甜頭。智慧銀行與IT系統升級后，差錯率大幅下降，而客戶的便捷程度大大提升。

　　這是一輪科技推動的改革，也是一輪銀行自我驅動的改革。從自身的優勢出發，銀行將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與銀行傳統業務進行深度融合，各顯所長。中國銀行業已經吹響了“科技賦能銀行”的“集結號”。

責任編輯：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