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我國互聯網資管領域兩個相關文件重磅頒布。4月4日，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下發《關于加大通過互聯網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整治力度及開展驗收工作的通知》（整治辦函［2018］29號，簡稱“29號文”），要求加大力度整頓通過互聯網開展的資產管理業務，并設定了整治及驗收時限。4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等四部委《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資管新規”）發布。這兩個重磅文件的頒布，標志著互聯網資管亂象整肅的開始。

　　互聯網嫁接資管，是互聯網技術與金融對接的產物。雖然互聯網從技術層面極大地縮短了金融產品供求之間的匹配時間和銜接成本，但絲毫沒有改變互聯網資管的金融本質，絲毫沒有降低發生金融外部性和道德風險的可能性，絲毫沒有生成能夠主動防范違規經營風險的意識。脫胎于野蠻生長的互聯網金融，互聯網資管從出生時，就在不規范的道路上行進，與規范經營漸行漸遠直至亂象叢生。部分互聯網資管平臺發端于P2P網貸機構，因為網貸業務被整治轉而做起互聯網資管業務；部分互聯網資管平臺與地方交易所合作開發定向委投資產品和收益權轉讓業務，并拆分面向不特定人群進行變相公開發行；部分互聯網資管平臺募集資金與底層資產嚴重期限錯配，積累了較大風險隱患；部分平臺風控失效，信息披露不充分，投資者對底層資產無從知曉，一旦產品逾期容易引發大面積客戶維權，進而形成社會群體性事件；部分平臺資管產品收益率過高，涉嫌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存款，社會危害大，影響十分惡劣。將互聯網資管亂象納入互聯網金融風險整治范疇，是防范和化解非正規金融領域風險的必然要求。

　　金融業是特許經營行業，必須持牌經營。當前我國非正規金融領域的金融風險累積，特別是在互聯網金融風險領域，與相關業務野蠻生長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因為不持牌經營，所以導致互聯網金融的投資主體魚龍混雜，還有的將其作為不法謀利的工具。因為未納入金融監管，所以致使互聯網金融相關領域的業務違法違規現象層出不窮。需要警惕的是，互聯網技術在降低交易成本同時，也顯著提升了金融業務的外部性。依靠互聯網全天候和廣泛覆蓋性的特性，違法違規的互聯網資管業務，在很短時間內就可以快速做大業務規模，積攢廣大客戶群，從而也大大增加了相關風險處置的難度和成本。

　　應該看到，通過互聯網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本質是資產管理業務，屬于金融業務范疇，必須持牌經營，必須納入金融監管。因此，資管新規明確，金融機構代理銷售其他金融機構發行的資產管理產品，應當符合金融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的資質條件。未經金融監督管理部門許可，任何非金融機構和個人不得代理銷售資產管理產品。29號文明確，依托互聯網公開發行、銷售資產管理產品，須取得中央金融管理部門頒發的資產管理業務牌照或資產管理產品代銷牌照；未經許可，不得依托互聯網公開發行、銷售資產管理產品。資管新規明確，非金融機構為擴大投資者范圍、降低投資門檻，利用互聯網平臺等公開宣傳、分拆銷售具有投資門檻的投資標的、過度強調增信措施掩蓋產品風險、設立產品二級交易市場等行為，按照國家規定進行規范清理，構成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非法發行證券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非金融機構違法違規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的，依法予以處罰；同時承諾或進行剛性兌付的，依法從重處罰。

　　值得注意的是，當互聯網資管與地方交易所、個別正規金融機構合作創設了眼花繚亂的投資結構，往往會被不明真相的投資者所追捧，但底層資產的信用風險被掩蓋，屬于典型的影子銀行業務。

　　近年來，依托于對信托受益權的廣義詮釋，并由此延伸創設的資產收益權工具，在泛資管業務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這也是引發金融亂象和影子銀行風險的重要根源。金融產品交易結構相互嵌套，交易鏈接的節點則是各個資產管理機構創設的信托收益權、資產收益權，相當多機構充當的是通道，并不負責具體的信用風險，導致資產的風險底數不清并加快累積。當這些傳統金融機構資產管理的業務結構被移植于互聯網資管后，其潛在風險則要大大增加。相較于傳統金融機構存在主動控制風險以應對剛性兌付的較強動機，不受監管的互聯網平臺明顯缺乏審慎和風控意愿。因此29號文明確，未經許可，依托互聯網以發行銷售各類資產管理產品（包括但不限于“定向委托計劃”“定向融資計劃”“理財計劃”“資產管理計劃”“收益權轉讓”）等方式公開募集資金的行為，應當明確為非法金融活動，具體可能構成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非法發行證券等；未經許可，互聯網資管模式需要立即停止，存量業務最遲于2018年6月底壓縮為零。

　　隨著29號文和資管新規的發布，我國互聯網資管的整治和驗收即將收官。而監管強調了分類處置的原則，明確了不同類型機構不同的處置方式，向市場傳遞了清晰的政策信號，將有利于金融市場和相關主體形成穩定和良性預期，并推進互聯網資管亂象穩妥整肅。

責任編輯：陳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