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上，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

此次全會提出，堅持多勞多得，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其中，土地以及數據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是首次提出。主要是著眼于提高人們的勞動報酬與財產性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效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也是為了實現高質量發展創造條件。

中國目前中等收入群體大約4億人規模，主要來自國有壟斷性行業、資本密集型行業（比如金融行業）及技術密集型行業（互聯網等行業）。從空間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的城市。

將土地納入參與分配的生產要素，主要是著眼于提供農民的財產收益，比如加快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的抵押、擔保和轉讓，逐步放開城鎮居民到農村購置房屋的限制。與此同時，農村集體土地直接入市避免了在收儲過程中的“剪刀差”，可以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作為參與分配的生產要素，一則可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二則可以激勵人們通過不斷學習，提升業務水平和勞動技能，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促進高質量發展。以技術為例，有大量企業已經賦予技術工人分紅權，提高技術工人待遇，既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又可以壯大新型產業工人隊伍。

知識要素的激勵作用則會提高科研人員群體效能，通過提高科研人員成果收益分享比例，有效擴大和鞏固中等收入群體，同時促進科技創新與科技成果轉化。數據作為人工智能時代的“石油”，已經呈現出越來越重要的價值，將數據納入參與分配的生產要素既是對現實發展的確認，也可以大大促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行業的應用和發展，產生更多的職業崗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

全會還提出了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強化稅收調節，完善直接稅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關制度和政策，合理調節城鄉、區域、不同群體間分配關系。

初次分配主要是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二次分配則是由政府按照兼顧公平和效率但側重公平的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進行的再分配。此次全會提出強化稅收調節，完善直接稅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

中國的稅務改革已經朝著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的方向發展，“營改增”后營業稅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日前中央政府提出將消費稅征收移至下游零售環節，并且成為地方的主要稅種。未來，房產稅、遺產稅等直接稅種應該擇機逐步推出。直接稅有利于調節過高收入。近些年，西方國家相繼面臨一些帶有民粹性質的內部問題，主要是收入不平等狀況惡化的結果，并且也影響到了經濟發展，產生結構性問題。

過度強調分配的作用可能會影響到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因此，中國不會犧牲效率而過度的強調公平與福利；同時，要想實現結構性改革，實現內生驅動發展，也需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形成橄欖形的收入分配結構。

正確的做法是，既要不斷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要將發展置于首要位置，在發展的過程中分好蛋糕。因此，為了獲得更多收入的關鍵，還是要不斷的學習和進步，提高勞動技能與生產效率，投身于創新事業，強化知識、技術和能力的獲取與培養，由效率決定貢獻，由貢獻決定報酬，從而形成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與提升生產效率的良性循環。

責任編輯：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