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獻的質性分析與典型案例研究　　蔡寧偉

作者單位：中信銀行總行·合規部

摘要：供給側改革是中央在“新常態”下，針對“三期疊加”的復雜環境，提出的針對中國經濟轉型的改革良方。本文選取專家學者的十個代表性意見，通過質性分析的內容分析法，提取29個集中編碼，發掘改革的深層內涵。在此基礎上，結合近年的供給端的典型案例，嘗試歸納供給側改革客觀、全面、針對、戰略、貫通等五大特性。結合金融業的實際，按照短、中、長期來探討商業銀行的主要機遇和挑戰，從而更好地管控各類風險，密切與企業的伙伴關系，破解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難題。最后，從宏、中、微觀三個層次的提出若干建議。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商業銀行；機遇與挑戰；質性分析；案例研究；

一、供給側改革的實質

“新常態”的重要特征是中長期的中低速增長，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步入消化期。在“三期疊加”階段，包括商業銀行在內的各類企業都可能面臨“四降一升”的挑戰，即經濟增速下降、通脹率下降、企業利潤下降、稅收下降和金融風險上升。截至2015年末，中國實體經濟杠桿率達239.8%，其中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在包括美、德、日、英、俄等全球各主要經濟體中排名最高，反映了我國目前產能過剩的嚴重程度和供給側改革的迫切需要（任澤平、馮赟，2016）。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判斷一針見血：“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币虼?，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形勢所迫，是問題倒逼的必然選擇。同期，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對供給側改革進行了多種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思路。歸納起來，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十個方面：

表一、近期主要專家學者對供給側改革的界定

針對上述專家學者的界定，我們采取質性研究中的“內容分析法”（蔡寧偉、張麗華，2014），對各類代表性的界定進行了開放編碼和集中編碼，其中獲得開放編碼（即初始編碼）68個，并最終形成集中編碼39個，剔除重復的“供給側改革”和“結構性改革”后最終獲得集中編碼29個。通過編碼，有助于依據嚴謹的研究方法，提煉各位專家學者的主要觀點。綜上所述，專家學者對供給側改革的重點主要集中在結構性調整，問題主要聚焦在產能過剩，對象主要關注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具體措施包括開放要素市場、政府主導減稅、打通流通通道、提升耐用品供給、保障企業家權益等一攬子方案，目的主要在于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與效率。值得關注的是，孫立平（2016）認為從需求的意義上說，后置業時代的主題是消費升級，這個消費升級的主軸和最基本的特征是生活品質的提高，因此供給側改革還需要與需求側管理相匹配，從而實現“供需平衡”。不難看出，以上各類觀點與習總書記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一脈相承。

二、供給側改革的特性

供給側改革不只是對生產側或供給側片面的、局部的改革，也是對供需雙方的結構性調增，是縮小城鄉“二元差距”的良方，有助于抑制局部產能過剩、激發創新潛力，并對環境綜合改善起到積極的“催化作用”，最終助力國民實際收入提升，乃至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供給側改革具有全局性、系統性和聯動性，以個人管見主要包括以下具體特性。

（一）客觀性：供求關系是合經濟學的客觀規律

無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承認供給與需求的動態關系是經濟學的客觀規律，只是表達和側重不同而已。西方經濟學將供求作為學習研究的基礎，有關論述往往占了較大的比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點雖不在于此，更加關注價值創造、剩余價值的去向和勞資關系，但其實質蘊含了對供求深刻理解。例如，在馬克思研究的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初，勞動門檻較低、勞動力供給較充足，而資本及技術供給相對匱乏，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勞動力特別是簡單勞動力貶值的狀況。這符合當時的客觀環境，而資方恰恰利用了這一形勢，在勞方尚未形成強力同盟的情況下，大力甚至暴力攫取剩余價值。

（二）全面性：供給側改革囊括了宏、中和微觀

全面性實質是供給側改革全局性、系統性和聯動性的具體體現。供給側改革首先是宏觀的、是源自國家層次的“頂層設計”和“宏觀調控”，需要整體層面的分析、計劃和布局，這體現了改革的全局性。供給側改革其次具有系統性，在宏觀的國家層次之內，囊括了中觀的行業層次和微觀的個體層次，因此中觀的銀行業和微觀的銀行員工都在其列。供給側改革最后具有聯動性，必須依靠宏觀設計、中觀協同和微觀執行的“三觀統一”。例如，在微觀的個體層次，勞動者個人需要提高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提升產出的針對性、實用性、準確性和及時性。這三個層次是相互影響和作用的，正如常言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三）針對性：供給側改革針對特定的行業企業

供給側改革并非“一網打盡”，也非“以偏概全”，仍需要認識“中國是人口大國”的基本國情。要避免“一管就緊，一放就亂”的問題、杜絕習慣性的“一窩蜂”和“好大快上”。中觀行業領域就存在較大差異：目前供大于求的行業主要包括：鋼鐵、煤炭、水泥、光伏、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等；供小于求的行業主要包括：教育、醫療、地鐵等基礎設施、環保、一線城市的房地產等；其余的行業大多在供求平衡之間動態調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動態的劃分具有針對性、選擇性和及時性，并且打破了傳統、新興行業之間的界限。例如，光伏產業本來是新興產業，但因缺乏宏觀調控導致供過于求，屢次遭受歐美的反傾銷制裁。

（四）戰略性：供給側改革還能夠影響國際關系

宏中微觀三個層次在供給側改革的過程中是相互影響和作用的，因此即便是局部的變革也可能影響到國家甚至國際關系，具有戰略性的重要意義。例如，河北省的鋼鐵產量一度占到世界鋼產量的十強，超越德、日、意等發達國家[ 據統計數據，河北省從1974年到1983年鋼產量突破200萬噸；1988年突破300萬噸；1991年突破400萬噸；1994和1995年連續兩年分別突破600和700萬噸；2001年至今連續多年位居中國鋼鐵第一大省。]。但是，隨之而來的環境污染特別是霧霾問題，嚴重影響了包括河北在內的京津冀地區。不僅如此，中國還多次遭受歐盟的鋼鐵反傾銷調查，2016年還受到其是否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連帶評判。而我國在1958年傾全國之力“大煉鋼鐵”力圖“趕英超美”早已不知不覺地將英美等發達國家遠遠甩在身后。英國甚至逐年裁員鋼鐵業員工上千人，并一度將本土的鋼鐵產量降至零（李稻葵，2015）。

（五）貫通性：供給側改革頂天立地且廣受歡迎

供給側改革的設計提出源自頂層，但又廣為基層民眾所理解和接受，這與現階段中國的實際情況比較符合。2015年，中國1.2億人次游客出國購買數據高達1045億美元[ 參見新華社.《2015年中國游客出境游花銷逾千億美元》[N]，2016年01月29日。]，這還不包括通過網站、海淘、“人肉”代購的數據。其中“海外優選”的品質和實用性廣受民眾認可，特別是食品的安全性和針對性、高端日用品的便利性和友好性得到了較高的關注。例如，一些顧客對問題頻發的國產奶粉已徹底放棄，對國外奶粉的采購達到了“搶購”甚至“掃光”的地步，對日本馬桶蓋、電飯煲、保溫杯的需求持續居高不下。在這一“內憂外患”的不利情境下，有的中國企業組織了有針對性的創新和破釜沉舟地“絕地反擊”。例如，格力推出的新款“大松”電飯煲就足以與日本進口電飯煲比肩，在“盲吃”中獲得了壓倒性勝利[ 參見搜狐網.《“一碗飯”的勝利：董明珠的飯局上格力電飯煲贏了日本電飯煲》[N]，2016年03月18日。]。

三、供給側改革對商業銀行的機遇與挑戰

供給側改革的提出超越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模式照搬”和“形態引進”，甚至高于改革開放初期的“摸著石頭過河”，具有比較明確的目的和較完善的“一攬子”措施，可以指導中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保持競爭力和上升態勢，也是未來行業、企業和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下面按照短、中、長期的維度，探討商業銀行的機遇和挑戰。

（一）給商業銀行的機遇

1. 短期：主動調整資產結構的歷史機遇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2016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三去一補”五大任務。對商業銀行而言，意味著短期內貸款政策、審批方向等資產端的管理要從高產能轉向地產能、從高庫存轉向低庫存、從粗放轉向精細、從高杠桿轉向地杠桿、從高能耗轉向低能耗，從而盡快補足原有信貸管理的方向性短板，調節信貸結構。在今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數量和占比齊升的情況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也是不可多得的改善機遇。

2. 中期：密切與制造業的戰略伙伴關系

與制造業，特別是大力支持綠色制造、智慧制造、戰略制造的中長期發展，以3-5年為單位，甚至結為長期的戰略聯盟。例如，民用大飛機研發、特殊鋼材制造、耐用家電設計等。從2016年我國入圍世界500強的企業來看，雖然數量再創新高，達到110家，僅次于美國，但還存在結構不合理、部分企業虧損等深層問題。其中中國大陸共入圍79家企業，按行業分布包括金融18家、能源24家，建筑和房地產14家，冶金6家，工業機械和車企10家、航天航空7家[ 參見財富中文網.《2016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N]，2016年07月20日。]。作為一國經濟的基礎和脊梁，我國制造業的數量和占比依然偏低。

3. 長期：嘗試培養新的業務發展增長點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大環境下，商業銀行還可關注和支持具有潛力的中小微企業發展，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首先，商業銀行要分析和細分具有潛力的行業，例如，重點關注耗能小、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環保材料制造、新型能源獲取、養老服務升級等產業。其次，商業銀行要跟跟蹤和發掘空間廣闊的制造設計企業，例如，著重支持無人機制造、高仿模型設計、夜間可視監控等細分領域，培養未來的“隱形冠軍”。最后，商業銀行要根據中小微企業的客觀需要和具體實際，統一貸款審核標準、精簡貸款的環節、降低借款的門檻、縮短放貸的時間，對符合準入條件、信用評級良好的企業實現總量控制前提下的“實時循環貸款”。

（二）對商業銀行的挑戰

1. 短期：如何管控宏微觀和內外部的風險

機遇與挑戰并存，二者始終成為難以分割的“一體的兩面”。對商業銀行而言，短期內必須直面的，是如何管控宏微觀與內外部風險的“組合沖擊”。一方面，銀行是“管理風險的企業”，宏觀形勢和銀行內部的微觀實踐都可能觸發一連串的風險隱患；另一方面，外部風險具有一定傳導性、滲透性和放大性，容易出發內部風險點，風險的“內外聯動”對銀行內部控制、風險管理和法律保全等領域提出了新的挑戰。這使得商業銀行管控風險必須采取“組合拳”，也就是既需要通過抵押、重組等措施來管控法律風險和信用風險，又需要通過排查、內控等措施來管控道德風險和操作風險，也需要通過測試、災備等措施來管控系統風險和利率風險，還需要通過預案、演練等措施來管控聲譽風險和市場風險。此外，商業銀行還需通過流程梳理、制度完善和自主創新，主動開發自動化程度較高、運營成本較低、易于滿足不同客戶需求的新業務和新產品，從而提升風險管控和盈利能力（蔡寧偉，2015）。

2. 中期：如何密切商業銀行與企業的關系

近年來，包括馬云等互聯網金融“大佬”屢次批評商業銀行在企業存亡的關口“抽貸”或“惜貸”，沒能與企業“生死與共”，喜歡“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這一批評的實質直指商業銀行的本質，銀行資產端的主營業務是信用貸款，一旦出現違約如果沒有足夠的抵押物、質押品等很可能導致損失，容易危及其“流動性”和“安全性”的根本。這是除“盈利性”之外，商業銀行與其他類型企業最大的差別。如果商業銀行與信貸關系的企業“生死與共”，勢必引發銀行的流動性風險并降低其信用評級，破產的后果和影響遠大于一般企業，甚至危及政府和國家信用。因此，市場選擇了投資銀行、風投公司、天使投資人來承擔“生死與共”的角色，通過直接掌控公司的股權來獲得收益，高風險與高收益并存。值得關注的是，能否允許商業銀行涉及高風險業務？例如，銀行獨資成立風投平臺或子公司，通過控股或持股密切與企業的關系，既堅持了“三性原則”，又能夠與企業“榮辱與共”。

3. 長期：如何破解小微企業高風險的難題

小微企業風險高首先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好比襁褓中的嬰兒，其體質和抵抗力遠遠弱于成年人。在這一意義上，“小微企業貸款難、融資貴”的實質在于小微企業本身抵御風險的抗體不足、抵抗力相對較弱，因此風險管理和貸款成本較大，對風險偏好敏感的商業銀行往往難以選擇和介入。但是，的確存在一些新技術或新方法有助于銀行去分析和選擇。一是跨經濟周期的“大數據”分析，有助于幫助商業銀行分辨哪些小微企業容易受到周期波動的影響，可以提前未雨綢繆，幫助小微企業提前準備、共度難關，從而減輕或避免貸款的損失；二是加強對小微企業主的培訓和輔助，有助于幫助企業主和企業管理者理解資金的運用，更加全面地判斷借貸的真實需求，避免盲目、沖動和被動貸款，讓“好鋼用在刀刃上”；三是區別幫扶高風險的小微企業，對高風險或信用評分較低的小微企業，可以采取區別對待的策略，引入風投公司、天使投資人等風險投資機制來協助企業的初創和發展。

四、對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的建議

目前，實施金融混業監管的呼聲越來越高，更多的大型銀行已經實際形成了以銀行為“航空母艦”、保險與證券“兩翼齊飛”、基金與P2P和電商“互為補充”的混業格局。同一時期，我國小企業存續平均時間只有2.5年，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存續水平（陳宇，2014）。針對這一實際，我們嘗試對宏觀監管、中觀行業和微觀個體有如下主要建議。

（一）宏觀建議：實施銀行、證券和保險的“混業監管”

鑒于對商業銀行未來業務的整合與重構，亟需“全面監管”和“聯合監管”。由此，以前分散在發改委、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管局、工商局等監管機構針對金融機構的監管亟待整合和重塑，“混業監管”呼之欲出、勢在必行。在具體實施上，建議明確統一的基本標準，確保安全性和流動性。在此基礎上，適度放寬某些條款的可操作性，針對不同類型的商業銀行，根據其資本金、流動性、輻射范圍等差異，借鑒國企改革“一行一策”甚至“一司一策”的方案（常振明，2016），對具體對象具體分析，細節差異區別對待。

（二）中觀建議：商業銀行要不斷提升內部管理的水平

在整合監管的同時，商業銀行需要提升自身的內部管理，特別是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的水平。首先，要完成從粗放型向精細化經營管理的思想轉型，進一步完善科學的管理方法，引入可量化的計量措施、明晰條線部門的內控職責；其次，要敢于“忍痛割愛”、承認“短痛不如長痛”、主動放棄“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三高企業、主動退出產能過剩的行業、勇于承擔社會責任；最后，還要在放棄的基礎上“有舍有得”，用于有針對性地實施綠色信貸、扶持新興產業、開展精準扶貧，協助實體經濟共度經濟下行和波動的難關。

（三）微觀建議：企業家和創業者要充分認識周期規律

針對小微企業貸款難的問題，要通過孵化器、“傳幫帶”等形式輔助企業家和創業者，要讓其敬畏經濟的周期規律。例如，美國的富國銀行在挑選小微企業時，設定了較高的門檻，存續經營10年以上的企業約占其貸款客戶的90%；又如，德國的不少商業銀行將企業的存續期限設為7年，達到7年的企業得分遠高于未達標的企業（陳宇，2014）。這反映了國外商業銀行對企業主特別是其對自身經營能力和借貸需求的認識，他們能夠更為理性的分析和判斷借款的需求。畢竟，只有經歷過周期，才能理解和尊重周期，才能順應和駕馭周期。

本文原載《西南金融》2016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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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