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邁向全面開放的新階段，近年來中資銀行紛紛加快國際化經營步伐，境外網絡布局日趨完善，業務規?？焖僭鲩L，全球競爭實力不斷提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監管機構不斷加強金融監管，提升全球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健性，對中資銀行國際化的節奏和方向都產生了新的影響。新形勢下，中資銀行業需要準確認識全球金融監管演變趨勢，明確未來銀行國際化發展方向，努力提升自身全球競爭力，高效服務實體經濟發展與中國經濟對外開放。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金融監管進展

　　從全球金融發展史看，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會推動金融監管模式發生深刻變化。后危機時代，境外金融監管呈現出整體趨嚴的傾向，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監管架構更加完善

　　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社會對危機成因和教訓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為需要從宏觀視角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以彌補傳統貨幣政策工具和微觀金融監管的不足。由此，全球金融監管合作進一步加強，各國金融監管架構亦有所調整。

　　優化全球金融監管架構。G20取代G7主導全球金融監管改革方向。2009年4月在倫敦舉行的G20領導人峰會確立了全球金融監管改革方案，涉及領域包括傳統金融機構監管、影子銀行監管、衍生品市場改革、應對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問題、緩解“大而不能倒”潛在道德風險、強化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改革國際會計準則等諸多方面，以增強全球金融體系的安全及穩健性。倫敦G20峰會將G7主導的金融穩定論壇（FSF）擴員改組為G20主導的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并使其成為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的重要協調平臺。FSB職能包括監控全球金融體系的發展、評估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協調不同金融部門的監管政策、監督并評估所有成員國實施金融監管國際標準的進展。國際監管機構推進改革并加強與各國協調。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監管機構和各國監管機構加強協調，推進現有監管體系改革，推動各國實現一致的監管水平，做好國際監管標準的修訂和全球推廣。

　　調整各國金融監管架構。各主要經濟體金融危機后進行了監管架構的調整，主要特點包括：強化中央銀行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中的核心地位，強調其擁有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的監管權；不同程度體現了宏觀審慎視角下的審慎監管+行為監管的“雙峰監管”理念；為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而設立“超級金融監管機構”，如美國、歐盟、英國和中國分別設立了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金融穩定理事會和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監管要求更加嚴苛

　　以巴塞爾協議Ⅲ的發布為標志，全球金融監管對資本、杠桿率、流動性等一系列核心監管指標要求全面趨嚴，強化金融機構的風險應對能力。各國也出臺相應政策，提出更為嚴格的監管要求。

　　對資本提出更嚴格的監管要求。巴塞爾協議Ⅲ要求資本充足率新增留存資本緩沖和逆周期資本緩沖，其中留存資本緩沖需增加至銀行風險資產的2.5%，逆周期資本緩沖需增加0～2.5%；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不但需提高資本充足率1%～3.5%，還計劃實施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如我國需從2023年起滿足TLAC監管要求，靜態測算四大行TLAC工具缺口約為2.8萬億元；2018年擬實施的IFRS9，因新金融工具相關準則可能導致會計撥備增加，將對資本充足率造成不利影響。

　　提出杠桿率監管指標。巴塞爾協議Ⅲ提出了杠桿率監管指標，以有效應對資本監管套利，防止銀行過高的杠桿率帶來的系統性風險。杠桿率指標有兩個目標，一是通過采用簡單透明、基于風險總量的指標對資本充足率進行補充，設置額外的緩沖，從而減少模型風險和計量錯誤帶來的影響；二是為銀行系統杠桿率累積設置底線，降低銀行業整體風險水平。

　　建立起流動性監管框架。巴塞爾協議Ⅲ首次將流動性風險監管提升到與資本監管同等重要的位置，強調風險的可計量性和可操作性，建立了統一的國際監管標準，引入了流動性風險監管的兩個量化指標。一個是已實施的流動性覆蓋率（LCR）指標，商業銀行LCR應于2014～2018年年底分別達到60%、70%、80%、90%、100%，另一個是擬實施的凈穩定資金比例（NSFR）指標。

　　監管力度更加強化

　　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金融監管要求更加嚴格，合規風險防控形勢更加嚴峻，監管力度明顯加強，監管處罰不斷升級，中資銀行受關注度提高。

　　重點領域監管日趨嚴格。各國監管日趨嚴格的重點領域主要集中在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IT管理及網絡安全、規范市場行為及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董事會與高管層個人責任，尤其是反洗錢監管趨嚴較為突出。國際反洗錢和反恐融資領域的權威機構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持續推進國際反洗錢標準的建立和實施，該機構組織的洗錢風險互評估工作，通過率僅有15.4%。在FATF的趨嚴導向下，各國紛紛出臺或更新反洗錢監管標準，金融機構反洗錢義務負擔日漸繁重。

　　監管處罰力度不斷加大。據波士頓咨詢公司統計，從2009年到2016年底，全球銀行業因合規、反洗錢等問題而遭受處罰的總金額達3210億美元。2017年上半年，國際同業銀行發生的典型監管處罰事件共計30筆，處罰金額總計高達近160億美元，涉及20多家同業機構。國際監管處罰力度不斷增強，特點包括處罰機構數量多、處罰金額大、影響面廣、處罰手段形式多樣、處罰領域有所延展。在監管處罰加強背景下要重點關注兩個變化：由單一關注行為違規轉變為關注機構合規及反洗錢資源配置的充分性與工作機制的有效性，由處罰違規個體轉變為向集團總部追責。

　　全球監管變化對中資銀行國際化經營的影響與挑戰

　　近十幾年來，中資銀行的國際化取得了顯著進展，但與發達國家的外資同業相比，起步較晚，在經營理念、服務能力、制度、系統、團隊、合規、風控等方面還需進一步完善或提升，資源投入上也需進一步加大。比如，在經營理念上，存在為了短期內的盈利大幅增長采用資產快速擴張的模式，而忽視了由此可能帶來的資產質量下降、資本捉襟見肘和流動性緊張問題；又如，在業務模式上，部分中資銀行境外機構偏愛“短、平、快”的內外聯動業務，而“忽視”了需要耗時耗力拓展的本地化客戶和持續提升本地服務能力的問題；再如，在合規資源投入上，國際化大銀行近年來紛紛加大投入，匯豐集團每年投入10億美元強化合規并在4年內增加近6000名合規人員，摩根大通自2013年以來增加支出40億美元及增聘5000名合規風控員工，與國際同業相比，中資銀行國際化的合規投入還遠遠不夠。

　　鑒于未來中資銀行國際化發展面臨著更嚴格的反洗錢合規、資本、流動性等諸多約束，中資銀行國際化過程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環節或短板，在“強監管”的環境下將被放大。因此，中資銀行亟須堅持問題導向，認清自身國際化發展的現狀，厘清監管趨嚴對自身國際化的主要影響和挑戰。

　　日趨嚴格的合規與反洗錢要求進一步提升國際化經營的合規壓力。近年來，全球銀行業合規監管力度持續加大，反恐融資、反洗錢監管要求不斷提升，處罰力度更趨嚴厲，這對國際化經營中的內控與合規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同時，在跨國經營中，中資銀行需要面對不同國家各不相同的監管要求與執法尺度，管理難度較大，在合規體系建設、客戶準入把關、系統開發、數據識別與信息披露等方面都需要進一步增強，合規成本不斷增加，對經營形成明顯壓力。

　　更嚴格的資本要求制約境外業務發展速度。2018年巴塞爾協議Ⅲ將結束5年過渡期正式付諸實施，對銀行資本質量和構成的要求進一步提高。對大型中資銀行來說這一要求更為嚴格，其中已經成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農業銀行不僅需要計提1%～3.5%的附加資本，還需要根據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滿足16%～18%的最低總損失應對能力，面臨更高的資本補充和債券發行壓力。而近年來國內銀行業利潤增長有所放緩、資本補充能力逐漸下降，同時中資銀行境外機構規模擴張較快、資本占用與消耗較高，但內生性資本補充能力不足，未來集團對境外機構的資本支持能力將逐漸下降，資本擴張空間將有所收窄，進而又制約了境外機構的發展步伐。

　　更高的流動性監管標準限制境外業務發展模式。巴塞爾協議Ⅲ中的流動性覆蓋率標準（LCR）已于2015年開始實施，并將逐步于2019年達到100%的監管要求。當前，一些中資銀行境外機構資產快速擴張，但主要依靠短期批發性融資的滾動來支撐收益高的長期限資產業務，期限錯配問題比較突出，且這些境外機構的本地客戶與業務占比仍然較低、籌資能力較弱，主要依靠同業拆借或者集團內資金支持，未來流動性達標和平衡資金收益的難度持續加大，業務發展模式需要轉型。

　　部分國家對外資銀行和特定業務加以限制制約了集團一體化經營。如美國出臺《對銀行控股公司和外國銀行機構的強化審慎標準（最終法案）》（EPS），將在美銀行按資產規模分為四檔，適用逐級趨嚴的監管標準，涉及風險治理、資本充足率、資本壓力測試、流動性風險管理等方面。英國在考慮對歐盟以外的外資銀行分行實施更嚴格的監管，同時要求本國銀行將零售核心業務作為獨立子公司經營，與自營、做市等證券類業務保持隔離。此外，還有部分國家對當地分行視同子行進行管理以限制業務規模，對證券投資基金、資產管理公司、證券經營機構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加以關注并加強監管。這些都對大型中資銀行的跨國經營與集團化管理帶來更多挑戰。

　　主動應對監管變化加快中資銀行國際化發展

　　盡管全球監管環境變化將對中資銀行的國際化經營帶來影響，但從長期看，這有助于進一步完善全球金融監管體系，提升金融機構的風險抵御能力與安全穩健性。新形勢下，中資銀行需要主動適應全球金融監管新體系和監管新要求，抓住“一帶一路”建設、人民幣國際化以及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不斷深化帶來的機遇，不斷提升自身的本地化服務能力，服務好中國經濟全面開放的新格局。

　　切實加強國際化經營的合規管理和風險管控

　　合規經營和風險防范是國際化經營的重中之重，要著力優化境外合規與反洗錢管理組織架構，加強管理機制和人才隊伍建設，形成符合屬地化標準的內控和反洗錢安排，并建設一體化風險控制體系，提高銀行整體風險管控的系統性和前瞻性。

　　把防控合規和反洗錢風險放在首位。合規投入方面，提前主動的合規投入比接受監管處罰后被動整改和投入代價和成本要小得多。如前所述，中資銀行在合規投入方面與外資銀行仍有不少差距，應持續加大對境外合規人員、系統等資源投入，讓境外機構具備與其業務規模、發展速度和風險程度相匹配的合規防控能力。業務定位和選擇方面，審慎做好戰略定位、業務準入和區位選擇，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進有退，時刻牢記合規為先。有效構建合規管理三道防線，要使三道防線融為一體，有效銜接。管理機制建設方面，充分發揮中資銀行總行對境外機構合規管理的主導和監督作用，學習外資同業的先進經驗，探索合規管理的區域化布局，指導境外機構推進合規與反洗錢管理專業化、精細化發展。隊伍建設方面，落實境外合規官準入、考核和監督機制，用好管好合規官，儲備和培養一批與國際化發展相適應的集團合規人才隊伍。

　　更加重視管好境外流動性風險和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管理方面，指導境外機構合理把握資產增長速度，優化資產負債結構，嚴控期限錯配，夯實存款基礎；密切跟蹤境外監管政策變化，督促境外機構在流動性監管指標上達標。信用風險管理方面，加強境外信貸區域、行業、客戶結構的頂層設計，細分全球市場，有序退出不符合戰略定位特別是有風險苗頭的融資；加強境外信貸組織架構、崗位設置、人員配備、資質要求、履職標準等的管理要求，推動境外信貸人員隊伍建設，加強專家治貸。

　　加強資本管理并加快發展低資本消耗型業務

　　優化資本規劃和資本補充機制。統籌考慮風險、資本和收益，有效提升并保持資本充足水平。加快巴塞爾協議Ⅲ實施相關成果在信貸審批、限額設定、風險定價、績效管理等領域的應用，通過精細化管理節約資本。積極研究資本工具創新，爭取先行先試、發行滿足巴塞爾協議Ⅲ要求的資本工具。

　　主動調整業務模式，加快發展低資本消耗型業務。以打造重點產品線的全球服務能力為抓手，為跨境及本土客戶提供包括跨境人民幣、投資銀行、金融市場、資產管理、全球現金管理等高附加值低資本消耗型業務在內的一攬子本地化綜合金融解決方案，增強核心業務競爭優勢，推動境外機構可持續發展。抓住人民幣成為SDR籃子貨幣和境內金融市場持續開放機遇，加快發展跨境人民幣相關代理投資、債券承銷、資產管理、資產托管、跨境電商，以及匯率、利率、商品交易等業務線。緊跟“一帶一路”建設機遇，抓住中資走出去企業、外資企業境外總部、跨國公司等客戶，加快發展財務顧問、并購融資等投行業務和全球現金管理業務。探索建立境外資產管理業務平臺，提升產品創新、銷售、投研和風控實力，推動境外資產管理和資產托管等業務發展。

　　加快境外機構本地化發展，提升自主發展能力

　　境外機構加快本地化發展和業務轉型。加快拓展本地化公司客戶，提升本地客戶覆蓋率和業務滲透率，尤其要主動營銷駐在國世界500強公司總部，加速拓展與中國有較多業務往來的大型跨國公司客戶，以及價值貢獻潛力大的當地和全球客戶。加快拓展非公司類客戶，抓住人民幣入籃和境內金融市場開放契機，深入拓展境外代理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境外主權機構客戶，發揮集團整體優勢為其提供代理交易、“熊貓債”承銷、資產管理、資產托管、投行等服務，推動境外機構經營轉型與本地化發展。

　　提升境外機構自主籌資能力。境外機構應進一步加強自主籌資能力，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減少對集團資金的過度依賴。進一步完善外匯資金管理機制，引導境外機構主動靈活爭取外匯資金來源，加大存款吸收力度，夯實負債基礎，主動提高存款在境外負債中的占比和境外機構自主籌資比例，發揮集團合力做好重點客戶外匯存款營銷與服務，提升存款業務競爭力?！?/P>

　　作者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

責任編輯：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