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全國人大代表、人民銀行沈陽分行黨委書記、行長朱蘇榮帶來了一份《關于制定<綠色金融法>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的建議》。

朱蘇榮認為，從國內外經驗來看，完備的綠色金融制度體系，對于推動綠色金融發展，實現綠色低碳和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目前，我國綠色金融的政策體系仍不完善，缺少針對綠色金融的頂層設計，相關標準尚未統一，部分領域存在政策空白，在綠色金融原則的推廣和綠色金融政策的實施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間。

朱蘇榮建議，完善綠色金融政策框架，完善綠色金融配套政策，統一綠色金融標準，強化綠色金融的激勵約束機制。

綠色金融尚未形成統一完善的政策體系

朱蘇榮認為，我國綠色金融體系不完善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綠色金融相關制度法律位階較低。目前，我國頒布的關于綠色金融的制度多為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缺乏普適性和強制力，將于2021年3月1日實施的我國首部綠色金融領域的法規——《深圳經濟特區綠色金融條例》僅為地方性法規，其他有關環保和綠色發展的法律法規中，綠色金融僅作為其中的一項內容或政策，缺乏在法律和行政法規層面對綠色金融發展進行統籌規劃、規范和指導，不利于綠色金融政策的普遍推行。此外，現行的《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等法律中，對于綠色發展理念和綠色金融的體現也不充分。

二是綠色金融制度尚不完備，協調性不足。由于我國綠色金融制度多為各部門單獨制定，僅針對綠色金融的某一方面進行規范和指導，彼此之間的關聯性和協調性不強，容易形成政策重疊和空白，尚未形成統一完善的政策體系，很難為綠色金融提供系統的法律支持。例如，目前人民銀行主持修訂的《綠色債券項目支持目錄（2020年版）》（征求意見稿）已經剔除了“清潔煤炭技術”等化石能源相關的高碳項目，但其它綠色金融的界定標準（包括綠色信貸標準、綠色產業目錄等）未相應的調整，存在“模糊地帶”，對金融機構和企業的指導和規范缺乏明晰的政策依據。

三是部分綠色金融創新領域缺乏政策指導。我國綠色金融政策主要集中于信貸、債券等領域，針對期貨、保險等金融產品和碳排放等市場的政策存在不足和空白。以碳排放市場為例，2021年2月，我國《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才正式實施。2013-2019年，我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地區交易量僅占同期我國碳排放量的0.54%。雖然試點地區和金融機構針對碳排放權陸續開發了碳債券、碳遠期、碳期權、碳基金、境內外碳資產回購、碳資產質押融資、借碳交易、碳資產托管、綠色結構性存款等產品，但由于缺乏相應政策等頂層設計，相關產品和服務仍處于零星試點和探索狀態，規模有限，缺乏系統完善的碳金融市場。

完善綠色金融政策框架、配套政策等

針對以上問題，朱蘇榮提出了四方面的建議：

一是完善綠色金融政策框架。制定《綠色金融法》，明確綠色金融范疇、基本原則、發展目標和要求、保障措施等，加快綠色金融頂層設計。同時，在制定和修改其他金融領域相關法律、法規時，也體現綠色金融原則。

二是完善綠色金融配套政策。對現有綠色金融各項規章、規范性文件和政策進行整理，并按《綠色金融法》的立法思路和原則進行整合、修改和完善，作為《綠色金融法》在相關領域的配套政策和實施細則，對金融機構和企業進行規范，并對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進行前瞻性指導。

三是統一綠色金融標準。在《綠色金融法》總體框架和原則要求下，修訂綠色信貸、綠色產業標準，建立綠色基金、綠色保險的界定標準，實現綠色金融標準的統一和有效銜接。

四是強化綠色金融的激勵約束機制。在《綠色金融法》和相關配套政策中，明確建立綠色金融激勵約束機制。對于違反綠色低碳原則的行為和市場主體，要明確罰則，通過限制市場準入、市場融資等約束手段和懲戒措施，提高違法違規成本。建立金融機構可持續投資原則，明確金融機構持有綠色資產的階段目標和實現路徑，降低綠色資產風險權重，提高棕色/高碳資產風險權重，引導金融機構提高綠色低碳業務和資產規模和比重，帶動綠色金融市場規模的擴大。通過財政補貼、貼息、稅費減免等形式，加大對綠色產業、項目、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綠色投資的財政支持力度，提高市場主體參與綠色金融的積極性。

責任編輯：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