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P2P網貸行業出清的加速和“三降”的持續推行，部分頭部平臺加快機構資金對接，助貸正逐漸成為這些平臺新的業務發力點，如拍拍貸于11月初宣布改名為信也科技，定位為金融科技開放平臺，不再新增P2P網貸業務。

不過助貸行業近期并不平靜，如有用分期被警方調查，據媒體報道有用分期一案被有關方面定名為“1105”特大涉黑網絡套路貸專案。同時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對于助貸業務監管趨嚴，如央行上海分行下發文件要求商業銀行規范開展消費信貸業務，嚴控資金流向各類“助貸平臺”。

本文將對助貸行業監管現狀、部分互金平臺助貸業務發展現狀以及P2P網貸平臺轉型助貸可能存在的問題等進行分析。

目前行業內對于助貸業務尚無官方統一的界定，本文所指的助貸業務是指助貸機構向持牌機構提供獲客、授信審查、風控、貸后管理等環節的服務，金融機構通過助貸機構的撮合向資金需求方發放貸款的行為，助貸機構本身不發放貸款。

一、助貸監管現狀

隨著催收、大數據公司接連被警方調查，以及非法放貸入刑標準的明確，此前備受追捧的助貸行業也進入了寒冬季。部分地區對于助貸業務監管也開始趨嚴：

如北京銀保監局發布的《關于規范銀行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類業務及互聯網保險業務的通知》要求銀行加強合作機構管理，對合作機構建立準入、評估和退出機制，并要求銀行審慎辦理異地客戶授信業務，轄內商業銀行應立足本地經營，主要服務本地客戶；

央行上海分行于11月9日下發《關于做好配合打擊懲治“套路貸”加大消費金融業務創新的通知》，要求商業銀行規范開展消費信貸業務，嚴控資金流向各類“助貸平臺”。

近年隨著助貸行業迎來了高速發展，其背后的問題也隨之暴露出來，如資金方核心風控外包、暴力催收、濫用用戶隱私信息等，這也引起了監管部門的高度關注，相關政策也陸續出臺。

從目前出臺的助貸相關政策來看，核心內容仍是為了促助貸業務回歸本源，防止助貸風險向銀行等資金提供方傳導、擴散，如《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等多份文件均強調銀行業金融機構與第三方機構合作開展貸款業務不得接受無擔保資質的第三方機構提供增信服務以及兜底承諾等變相增信服務、不得將授信審查、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外包等。

另外，銀保監會相關人士近期對外表態對助貸業務一方面持開放態度，另一方面也密切關注“助貸”業務的潛在風險，比如科技安全風險、KYC風險、信譽風險等，可以看出監管雖未完全禁止助貸模式，但是未來助貸監管或仍將持續趨嚴，助貸業務將回歸本源，嚴守助貸與放貸邊界。

二、助貸業務發展現狀

1. 部分互金平臺的機構資金占比情況

根據樂信、360金融、拍拍貸、玖富數科等上市互金平臺披露的財務報告，我們發現多家平臺的機構資金占比明顯上升，特別是P2P網貸平臺。

如玖富數科2019年第三季度機構資金占比升至78.6%；

拍拍貸2019年第三季度新增借款金額中機構資金占比由第二季度的44.8%升至75.1%，10月份單月機構資金占比已達100%，并且目前拍拍貸已改名為信也科技，定位為金融科技開放平臺；

小贏科技2019年第三季度新增撮合借款業務中機構資金占比由第二季度的26.7%升至35.7%，10月機構資金占比已達到52.4%，并且小贏科技在其三季報也提及預計明年年初開始，所有新增貸款的資金將來自機構合作伙伴或自有資金。

另外樂信、360金融等互金平臺的機構資金占比也大幅上升，三季度新增撮合借款業務中機構資金占比分別達到93.5%和93%。

2. 助貸—信托模式

助貸行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金融機構資金的支持。目前市場上主要機構資金參與者有銀行、信托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

從助貸機構最新動態來看，有多家互金平臺近期與信托公司合作發行信托計劃，如中信信托近期發行了中信信托·小贏科技14號自然人貸款集合資金信托計劃、樂信與西藏信托合作推出西藏信托—微塔斯8號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山東信托與拍拍貸近期合作推出山東信托—融易6—4號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等，可以看出信托資金已成為當前不少助貸機構的重要資金來源。

目前市場上也有部分銀行等金融機構資金通過信托間接參與助貸業務。另外，由于P2P網貸行業“三降”的嚴格執行，也有部分轉型助貸的大平臺開始引導大額出借人轉投信托計劃。

從信托模式參與者來看，主要有助貸機構、信托公司、合格投資人和借款用戶四方，具體業務流程為：

信托公司通過發行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向合格投資人募集資金，助貸機構向信托公司推薦借款人，由信托公司直接與借款人簽訂借款合同并放款，借款人直接向信托公司還款。助貸機構作為中介服務機構，提供客戶推薦、資質初審、逾期催收等服務，配合協助信托公司完成貸前、貸中與貸后全流程管理工作。

信托公司發行的信托計劃可分為結構化信托計劃和非結構化信托計劃，其中結構化信托計劃是當前信托公司參與助貸業務最為常見的產品模式。

結構化信托計劃是指在信托計劃的設計上采用多層級信托受益權的一種產品模式，對信托受益權進行分層配置，將受益人分為“優先受益人”和“次級受益人”兩類，優先受益人收益分配權先于次級受益人，同時若發生風險，次級受益人以其認購的信托資金為限，保障優先受益人的資金安全和承擔虧損。

在助貸模式下，通常是由助貸機構或其關聯機構認購次級信托份額，也就是劣后，多為信托計劃總規模的20%-25%，部分信托公司還會要求其同時提供擔保、差額補足等義務來規避風險，變相實現壞賬兜底職能。

非結構化信托計劃是不分優先級和劣后級，為平層設計。目前僅少數助貸機構與信托公司合作的信托產品模式為平層設計，在此產品模式下，信托公司會要求助貸機構引入關聯融資性擔保公司或第三方融資性擔保公司或保險公司提供本息擔保，其中融資性擔保公司或保險公司為了規避風險通常也會要求助貸機構進行反擔保。

三、P2P網貸轉型助貸可能存在的難點

雖然從監管給出的轉型路徑變化發現，此前備受追捧的助貸一詞未再提及，監管開始慎用“助貸”一詞，但從當前頭部平臺的轉型方向來看，助貸業務已成為目前P2P網貸平臺轉型的主要方向，主要是因為助貸業務模式與P2P網貸業務模式最為相近。但并不是所有的P2P網貸平臺都能轉型為助貸機構，并且轉型助貸之路也并不容易，主要可能存在以下四個方面難點：

1、接入機構資金門檻高

助貸機構是向銀行等持牌機構提供獲客、授信審查、風控、貸后管理等環節的服務，主要服務于持牌機構，而持牌機構通常會通過評估助貸機構的資產質量、股東背景、品牌流量、經營情況等方面來選擇合作機構，這意味必須是在資產端具備核心競爭力的平臺才更適合轉型助貸，如流量、場景、獲客能力、風控能力、用戶數據等核心競爭力具有明顯優勢，因此當前能夠成功轉型助貸的平臺仍是少數。

另外監管層雖多次強調金融機構不能異化為單純的放貸資金提供方，不得接受無擔保資質的合作機構提供增信服務以及逾期資產代償、兜底承諾等變相增信服務等，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除了極少數巨頭，大部分助貸機構的話語權較弱，往往是風險的實際承擔者，銀行等資金提供方通常會要求助貸機構提供擔保，引入融資性擔保公司和保險公司提供增信服務，或者通過信托模式通常會要求助貸機構認購信托計劃總規模20%-25%的劣后資金至結構化信托，并同時要求其提供擔保、差額補足等義務來規避風險，變相實現壞賬兜底職能，這其實也是極其考驗平臺的資本實力。

2. 監管趨嚴，資金方嚴控助貸合作

在助貸業務的整個流程中，資金來源是助貸機構開展業務的重要支撐，也因此助貸機構受資金方影響較大。近期互金監管政策密集出臺和監管趨嚴，特別是部分地區要求銀行審慎辦理異地客戶授信業務，轄內商業銀行應立足本地經營，主要服務本地客戶，這也導致部分地方性銀行對于助貸業務態度收緊。

另外兩高兩部聯合印發的《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了借款利率36%的界限，雖然意見未明確實際年化率應按IRR還是APR的標準計算，但在實際中，已有部分銀行對助貸業務的產品利率設定更加嚴格，要求IRR不得超過36%，這也導致助貸業務利潤空間受到壓縮。

3. 催收、大數據等行業迎大整頓，助貸機構受影響較大

近期互金產業鏈正面臨大整頓，催收公司、大數據公司接連被查，而大數據風控和催收是助貸機構風控和貸后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爬蟲和催收行業的大整頓，勢必會對助貸業務產生影響，如對爬蟲行業的大整頓，使得助貸機構在進行風控時，部分特征數據將會缺失，需重搭風控模型，這也直接導致助貸業務收縮和成本上升，特別是對于過渡依賴于外部風控數據和爬蟲數據的助貸平臺在反欺詐、風控、貸后催收上都將面臨非常大的考驗；

而近期全國性掃黑除惡的工作開展和對違規催收的嚴打，不僅會使助貸機構的項目逾期率有所上升，甚至可能會出現部分存在違規催收的助貸機構被定性為“涉黑涉惡”或“套路貸”的情況。

4. 存在政策性風險

當前助貸業務仍處于灰色地帶，目前關于助貸業務的監管政策多出現在現金貸、網貸小貸等清理整頓文件以及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規范文件中，監管層尚未出臺統一的助貸監管政策，也未對助貸業務有統一的官方界定。

雖然銀保監會相關人士近期對外表態對助貸業務持開放態度，但從近期各地動作來看，浙江、北京、上海等多地持續釋放關于助貸業務的嚴監管信號。另外，監管層多次強調凡涉及金融業務都要持牌經營，不排除未來涉及助貸的各個環節需要持牌經營或獲取相應資質的可能性，故P2P網貸平臺轉型助貸之后可能也將會面臨政策性風險。

四、總結

在互金行業整頓持續推進的背景下，部分上市互金平臺新撮合交易額中機構資金占比明顯上升，引入機構資金和發力金融科技業務逐漸成為頭部網貸平臺新的發力點和轉型方向。但近期部分地區對于助貸業務監管去趨嚴，要求銀行規范開展消費信貸業務，嚴控資金流向各類“助貸平臺”。

雖然助貸業務在近年發展中亂象叢生，存在資金方異化為純放貸資金提供方、助貸機構“以助貸之名，行放貸之實”、以及暴力催收和高利貸等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當前助貸仍是有其存在的價值，助貸機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金融機構的線上運營、獲客能力不足、線上風控和用戶消費場景等積累有限的短板，有效降低了金融機構的成本，幫助其實現精準營銷，更好地服務長尾用戶，助力普惠金融發展。

故建議監管層盡快出臺統一的助貸監管政策，明確助貸的定義和監管主體、助貸與持牌機構的業務界限等，規范助貸行業，同時建議對于助貸業務的監管宜疏不宜堵。

責任編輯：王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