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資管新規頒布以來,資管行業統一的監管框架日趨完善,信托公司的傳統業務模式面臨較大挑戰。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信托業受托資產余額20.86萬億元,連續11個季度下降。如何轉型,已成為信托業最為關注的話題。
2020年12月8日,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黃洪在2020年中國信托業年會上提出,信托業未來要在資產管理行業中占有一席之地,為企業提供綜合金融解決方案。同時提出,財富管理業務是未來重要的增長點,信托公司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升財富管理業務能力。
這一頂層發展思路,與光大信托黨委書記、董事長閆桂軍在2020年公司內部年中經營形勢分析會上,提出的“成為以家庭高端財富管理和企業綜合金融服務為雙輪驅動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全景式資產管理機構”戰略目標,不謀而合。
12月底,閆桂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獨家專訪時,闡述了對信托業轉型發展的思考。
“只要是監管部門提出的明確要求,我們堅決執行?!遍Z桂軍表示,光大信托目前投向房地產領域的資金占比不超過15%;已壓降融資類業務規模超千億元;投向實體經濟的存量信托資金規模近7500億元;資產不良率遠低于行業平均水平。
對于信托業的轉型發展,閆桂軍將其融入整個資產管理行業中進行審視。他認為,信托的本質就是一種法律關系,可通過踐行基金化、證券化、資產管理化的“三化”發展理念重新定義行業發展,構建資產管理機構高質量發展新模式。
融資壓降不搞一刀切
《21世紀》:最近融資類信托業務很受關注。2018年以來光大信托融資類業務增速較快,到2019年末占公司主動管理型信托資產的38%。但2020年,尤其是下半年,監管明確要求信托公司壓降該業務,要求規模不得超過2019年底,你們怎么調整的?壓力大么?
閆桂軍:對于此次壓降融資類業務的監管要求,我們公司執行力很強,第一時間組織部署落實,全面梳理存量業務清單,嚴格控制融資類業務新增,通過到期清算、提前清算、非標轉標、嚴控新增、考核引導等措施,已成功壓降融資類業務規模逾千億元。
當然,在融資壓降過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重視的問題。比如:信托業作為企業融資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關聯實體經濟企業,杠桿效應是最充分的,考慮到目前處于經濟下行周期,信托融資的壓降勢必會在某些區域和行業產生連鎖反應,進而對企業的資金平衡供給產生影響,信托公司要嚴格按照監管要求,不搞一刀切,分類施策,穩步推進壓降工作。
《21世紀》:按此前監管意見,未來融資類信托業務將集中于部分信托公司,你覺得該怎么核定這個資質?光大信托可能在其中么?
閆桂軍:我覺得對于融資類信托,未來綜合實力較弱、風控能力不足、資產處置能力欠缺的小型信托公司可能不適合開展此類業務,應該將此類業務的展業主體聚焦到綜合實力雄厚、風控手段先進、資產處置能力突出的大型信托公司上來。
我們公司秉持將融資類業務做“精”的展業理念,創新升級業務模式,努力將重資產重資本的融資類業務轉化為重資產輕資本的綜合金融服務,使其成為公司業務生態的立基業務和服務主要客戶的重要手段。
對金融監管的效果,應該從系統性、歷史性、長期性以及經濟金融相關性等四方面進行客觀系統評估。
從歷史背景看信托定位
《21世紀》:2020年以來信托業風險問題頻現,你認為該如何認識信托的定位和責任?
閆桂軍:如果想認識當前中國信托業存在的問題,必須將其放在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信托業中的某些問題是受制于各種歷史條件和展業主體的主觀意愿而形成的。
中國整個社會的演化進程是不完整的,直接從農耕時代躍升至信息化時代,未經歷過完整的工業化變革,產業能力和財富積累嚴重不足。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們將主要精力都放在解決物質短缺和供給不足的問題上。在一個嚴重短缺的經濟體里面,主要任務就是維持增長,快速發展需要高效率對接大量融資需求,資本市場不成熟,募資能力不夠,而融資類業務的法律關系清晰、交易結構簡單,進而成為效率最高的支持實體經濟的主要金融工具和手段,這就使得融資類業務成為中國融資市場中的主流型功能產品。
信托公司也有貸款功能,在市場需求和展業發展的共同驅動下,信貸業務逐漸成為了信托公司的主流業務。但信托的本質應該是一個以投資為核心、以產融結合為紐帶的跨域經營的混合式金融主體。
《21世紀》:近期銀保監會課題組發布《中國影子銀行報告》,明確把信托納入到影子銀行范疇,指出影子銀行管理好了是天使,管理不好是魔鬼。結合過往銀行從業經歷以及如今的信托決策者角色,你如何看待這個觀點?
閆桂軍:現在說信托公司是影子銀行,進而變成了銀行的影子,但卻沒有影子銀行的待遇。銀行可以IPO、發債,進行多種形式的資本補充,但信托機構卻不能主動負債,承擔了影子銀行的職責,又沒有類似銀行的資源配套。
從實際情況來看,信托公司過去是以投資為核心的,以資管為本源的。2000年之后,當時有關部門基于綜合考量,限制信托公司做創新業務、投資業務、標準投行業務、債券承銷業務和直接投資業務,對創新型業務進行準入管理。
此后,以融資類業務為核心的影子銀行成了信托公司的主流業務,而信托貸款這種業務是典型的周期性業務,經濟好的時候中小企業出問題會少一點,一旦經濟處于下行周期,大型企業可以抱團取暖,中型企業可以并購重組,中小企業大多數很難撐下去。這種重資本、重資產的信貸業務就變成了“災難性”業務。
按規律開展信托業務
《21世紀》:剛才你提到,其實2000年往前,信托業不以放貸款為主,主要是投資,但時機不對,現在信托業轉型為資產管理機構,是不是恰逢其時?
閆桂軍:我認為恰逢其時。中國人均GDP已經突破一萬美元,中國居民家庭資產結構進入新拐點,資產配置需求正在變換,居民對資產配置的投資需求將會集中釋放,為信托業轉型成為資產管理機構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我們一直按照規律辦事,比如說公司的發展戰略。2015年,我們就提出了基金化、證券化、資產管理化的“三化”戰略,這也是助力公司早日實現“成為以家庭高端財富管理和企業綜合金融服務為雙輪驅動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全景式資產管理機構”戰略目標的有效路徑。
具體來講,基金化就是通過投資標的分散,進行組合投資,實現對沖風險、平衡收益,發揮多元化市場協同效應;證券化是指針對合格投資者,通過將標的資產進行證券化的方式開展業務,比如公司債、企業債、REITs等,實現風險賣斷;資產管理化就是對受托資產進行盡職管理,運用信托手段解決經濟社會痛點問題,比如預付款信托、企業年金信托等。
從風險管理角度來看,全球實踐證明,風險管理的最佳模式并不是消滅風險,而是對沖風險?!叭睉鹇詫嵸|上就是以經營風險為基礎,以組合管理、風險對沖為特征,通過投風險、賣風險和受托管理風險,構建起支撐公司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特色業務模式。目前公司“三化”業務占比已經有60%以上。不良資產控制得也很好,不良率遠低于行業平均水平。
《21世紀》:光大信托為什么定位“家庭高端財富管理”?
閆桂軍:定位“家庭高端財富管理”而不是“超高凈值客戶財富管理”是基于現實條件決定的。
“超高凈值客戶”需要代際傳承和海外資產配置服務,由于人民幣尚未完全實現國際化,所以中資機構在資本管理項下不太可能提供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資管與財富管理服務,因此“超高凈值客戶”不是中資機構的主要服務對象。
我們將財富管理的客戶群體定位于中國成長中的中產階級,得益于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正逐漸擴大,且正處于財富逐漸累積的重要階段,我們要緊緊抓住這個成長性最快的財富群體,為其提供以資產保值增值為目的的主動配置型家庭信托服務。2020年我們主動管理的家庭高端財富管理業務規模突破200億元。
《21世紀》:你也提到信托資本補充渠道很缺乏,你們有上市計劃么?或者有什么其他增資計劃?
閆桂軍:2020年我們公司增資20億元,但資本壓力并未徹底消除,從行業和長遠看,信托公司需要建立長效資本補充機制。
第一,信托公司具有經營杠桿需求。金融機構發展的本質是經營風險和進行風險定價,進而實現價值創造,其突出經營特征是杠桿比率遠高于工商企業。信托公司作為重要的金融機構之一,也需要有一定杠桿經營空間,構建股東補充、資本積累和資本市場債券融資等多元、長效的資本補充機制,放大信托公司在服務實體經濟、優化資源配置中的突出作用。
第二,信托公司需要補充資本促進創新業務發展。金融機構資本補充主要用于業務發展和風險抵御,在打破剛兌的背景下,信托公司資本補充除了上述作用之外,還主要用于前瞻性的種子投入,諸如PE類業務的跟投、證券投資信托跟投等,順應行業轉型發展趨勢,加大新興業務投入力度。
第三,更為嚴格的資本監管帶來資本補充壓力。信托公司凈資本監管將信托業務發展與資本有機結合,有利于解決“小馬拉大車”的問題,也凸顯了資本的稀缺性,需要建立更為完善的資本補充體系,促進信托公司豐富資本補充方式,提升資本精細化管理能力。
第四,其他金融機構均有完善的資本補充渠道。目前,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均設立了包括IPO上市、次級債、可轉債等多種方式的資本補充機制,為了促進信托公司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公平競爭和平等發展,需要借鑒其他金融機構經驗,建立具有信托公司特色的資本補充機制。
責任編輯:陳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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