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文（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我國金融業這些年快速發展，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2013年已經超過了美國，而在2015年其比值又進一步超過了英國，所以這些年相關監管部門一直在推動金融部門向實體經濟讓利，自2016年以來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例已經在逐步下降。

金融體系的“虛胖”和一些低效催生了金融科技創新，但金融科技創新自身也有朝著“虛胖”發展的傾向。早些年的互聯網金融貼上了“顛覆銀行”的標簽，在推動傳統金融行業技術變革中起到了鯰魚效應，但銀行業沒有被根本顛覆，互聯網金融卻在自身野蠻生長中屢遇挑戰。脫胎于互聯網金融的金融科技在監管合規壓力下主動擁抱了三百萬億的傳統金融大市場，一方面為金融讓利實體的時代背景下保持金融服務實體的能力和效率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卻也使得金融服務實體的方向發生了一些扭曲。例如金融科技以助貸、聯合貸的賦能，客觀上導致了一些中小銀行背離服務本地實體的定位，對一些沒有充足償債能力的長尾客群開展個人消費貸業務，區域性金融資金未能高效地用于支持實體。而在這個過程中，金融科技企業迅速做大做強，利潤增速不斷刷新，企業估值數千億、數萬億的背后體現的是頭部金融科技的“虛胖”。金融行業的部分利潤被以技術服務之名轉移到技術公司，而實體的真實資本成本也沒有得到真正降低。

對于金融科技創新的監管需要一定的包容，但絕非縱容。在金融科技創新過程中，確實會出現很多沒有遇到的新問題，在問題產生時，不能“一棍子打死”。但鼓勵創新并非縱容，做生意永遠是需要本錢的，該監管的不良創新也必須堅決管起來。

對于金融科技企業而言，技術的錢往往比較難賺，真正賺錢的還是金融業務，因此絕對不能允許金融科技企業以科技之名躲避金融的監管。在早些年互聯網金融整頓之時，社會上對于金融科技的認識存在誤區，認為互聯網金融的本質是金融，而金融科技的本質是科技，互聯網金融應當受監管，金融科技則可以游離在監管之外。這些年在監管機構的努力下，就金融科技本質上是科技支持的金融創新、金融科技應當受到監管達成新的共識。在這一背景下，一些原金融科技企業紛紛轉型為數字科技公司。然而，是否應當受到監管的準則應當是依據企業經營業務實質而非企業名稱劃定。

在金融科技監管完善的過程中，筆者認為需要完善一些制度層面的設計。

一是金融科技打破了金融業務的明確邊界，行之有效的金融科技監管不僅僅要依靠金融監管部門。以金融廣告營銷及獲客為例，一些互聯網企業以金融科技為名將金融視為流量變現最佳場景的當下，金融廣告、營銷以及相關的前置性風控無處不在，但金融監管很難針對非金融主體開展行之有效的監管?；ヂ摼W金融整頓提供了跨部委合作監管及整頓的范本，在金融科技監管過程中應當予以借鑒。

二是金融科技越來越由數據驅動，數據資源獨占問題或成挑戰。對于金融科技業務的開展而言，數據的獲取和使用是命門。諸如互聯網頭部企業等產業巨頭擁有得天獨厚的數據優勢，事實上可形成對部分數據信息資源的獨占，加大產業與傳統金融的脫鉤，減少了來自資金市場的競爭，可能會加大借款人的融資成本。來自英國的開放銀行理念是強調大銀行向中小銀行共享客戶信息，而在我國，當下應當推動頭部金融科技企業的數據信息共享機制建設。

三是警惕金融科技“贏者通吃”的現象。在數千家網絡借貸機構消亡的同時，少數頭部金融科技企業勝出，事實上體現了互聯網生態邏輯下的“贏者通吃”。金融科技的“贏者通吃”局面的形成，固然有互聯網產業自身特點的因素，但一些出于防范和化解風險的監管舉措在客觀可能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例如跨省經營網絡小貸的50億實繳注冊資本以及相對稀缺的消費金融公司、民營銀行牌照獲取。正如過去備受爭議的銀行市場集中度過高的問題，金融科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過高也可能會帶來諸多新的問題，使得頭部金融科技進一步“虛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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